80后的分泌物：方亦秀的“记号绘画”
文/艺术仓库/艺术仓库 2009-09-26
文：朱其
方亦秀的绘画接近于一种符号绘画。他将各种形象变成形式化的符号，这些形象从动物到植物，从椅子到建筑，它们又被一些装饰主义风格的线条所环绕和连接，构成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在符号的层面上，有机和无机事物的界限，以及生命等级和大小都被归一为均等化的符号性的存在。同时，这些重新符号化的形象具有一种这个时代的可爱化的卡通特征，就像80后一代的内心分泌物。
在1990年代的上十年，当代绘画也曾有过所谓关于符号的表现热，但主要是政治和流行明星的形象表现。比如将毛泽东或者电影明星的形象进行风格化，这些形象就是所谓的政治和流行符号，这所谓的流行符号中的“符号”的意思，是指某一个人的形象成为一种政治和流行风潮的代表，看到这个形象，就能想起这个著名的人曾经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存在方式。
但是，方亦秀的形象都不具备任何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著名价值。他的形象都是普通意义的形象，除了个别的椅子和瓶子，大部分器物和人物没有时代特征，它们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存在。因此，方亦秀只是把形象的形式变成符号化的形式，并不是把流行和政治的符号形象变成绘画的形象，这是他跟上一代所谓的符号化和政治化的波普绘画的区别。
为了区别方亦秀绘画的符号性与波普绘画的符号表现的不同，我将方亦秀的绘画叫做“记号绘画”。他绘画的图像形式很像学生时代使用记号性的图案所做的个人绘本或者图像日志。在“记号绘画”的意义上，就可以区别记号绘画和波普绘画的区别。波普绘画的表现对象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的知名形象，只是将这种形象风格化，比如像安迪•沃霍尔的明星主题的版画，给现成的图片形象重新赋予颜色，或者在此基础上涂抹一些笔划。
波普绘画中“符号”的意义是指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和政治的知名形象所具有的文化上的象征性。方亦秀的“符号”的意义则是指一种形象的形式主义甚至装饰主义的转化，它主要是在形式层面从形象向记号的图案化。当然这个形象是一种现成看到的形象，但不是一种生物学意义的原初形象，比如动物和植物是一种自然形象，椅子和人身上穿的衣服是一种人工的产品形象。形象向记号的图案化，实际上是使绘画向内回转，重新回到绘画的形式语言的实践，这是方亦秀所跨出的与波普绘画相反的一步。
当然，方亦秀的绘画并不能说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绘画，纯粹的形式主义绘画主要是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出现，像康定斯基的几何不定形的抽象绘画，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绘画。方亦秀的绘画事实上也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观念的形式绘画，他的绘画主要类似一种心灵和幻想的分泌物，或者说是一种有机形式的符号绘画。
在某种意义上，方亦秀的记号绘画使用了一种有机形象的图案化的方式，但与有机抽象绘画不同的是，他的图案和线条的形式特征具有波普文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尽管他的图案也是在对一种现成形象的形式“摹仿”，这当然不是在模仿消费社会中的明星形象，但在形式层面，他的图案和线条在一定上受到流行文化的形式特征的影响。比如，他的图案具有卡通漫画可爱化的形象特征，造型线条也具有卡通形象的特征，在颜色上也使用了流行的对比色。
很难说方亦秀的绘画是一定表达了什么意义，也很难说他的画一定具有新的绘画意义。方亦秀画的都是一些道路、小人、树、小动物、小家具、星星、月亮等与个人的心灵和幻想有关的产物。这些产自他成长经验的像钥匙或手机挂件的小玩偶图案，或者各种流行画报上被吸收的图像记忆的痕迹，又被他用各种线条和网状结构连接和布局，放在各种主观颜色的画布背景上。他的画似乎很难归入写实、抽象或者涂鸦绘画的范畴。
在记号图案可以转化的形式层面上，方亦秀的记号绘画主要不是靠观念，而是靠一种心灵的总体直觉。他的图案、色调和布局主要是靠自我感觉、情趣和成长于广州这个卡通玩具和漫画文化很早普及地区的成长经验，他实际上很少有确定的绘画技术和技巧，这实际上比观念绘画更难以把握图像的形式走向和形象特征。这种记号绘画主要是一种心灵分泌的形式，但它不是被置于自觉的形式绘画或者观念绘画的范围。
这事实上产生于这一代人有别于上一代的成长经验。方亦秀生于70后末期、80后初期，他所处的位置正好体现了绘画的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对于他们这一代中国青年是一种身上的分泌物，已经不存在是否对此要反省和接受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他们成长经验的一部分，并且是没有文化国界的；二是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爱好从自我经验中发现和分泌形式，而且正在转向绘画的形式语言。
记号绘画事实上还有不少70末80后的青年画家在不约而同地涉及这一领域，方亦秀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记号绘画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新的绘画语言。
热点排行
精选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