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呓语 — 聂威访谈
第一次见到聂威的人可能多少都会觉得他有些另类，怪异的发型，醒目的耳环，俨然一副新人类的派头。言谈之下你会发觉他的坦诚和东北人特有的那种幽默感。从化妆师到现在的北漂艺术家，聂威在不断地寻找着能使自己平和生活的道路。他想象中的幸福很简单，有大米、朋友和爱情就足够了。选择艺术创作使他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更找到了“病人”的康复之道。
访谈时间：2009年7月28日中午
地点：聂威在环铁艺术区的住处
采编：H4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N代表聂威)
A：你的东北口音挺重的，家是东北哪里的？
N：辽宁铁岭的。
A：和赵本山他们是老乡啊。
N：嗯，和小沈阳家离得不远，没觉得和他有点像吗？(笑)
A：在哪里读的书？
N：大连艺术学院。考了两年鲁美，因为文化课不过，没考上。
A：学的什么专业？
N：考美院时是想考油画专业的。在大连艺术学院学的是化妆造型。那时候就觉得学化妆还比较好赚钱，比学纯艺术或设计类的实用点儿。当时也没想过作艺术家什么的，觉得那样的想法太飘了，离自己比较远。那时候就想怎么挣钱，怎么生存。
A：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N：去年三月24号5点30分，到现在一年多。刚来的时候在宋庄耗了四个月，当时谁也不认识，背个包就过来了，刚下车确实挺茫然的。
A：之前也没打听下这边的情况？
N：之前倒经常来北京玩，像这边的艺术区也都看过。我在大连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画画，从2006年底开始做装置作品，但是在大连那边没有很好的(艺术)氛围，你搞这类（当代）艺术会有被排斥的感觉，而且也不大可能去办展览或参加很多艺术活动，没有这样的机会。在那边大多数都是自己策划展览，自己做着玩。我做化妆挣的一些钱很多都花在了创作上，买颜料，画布之类的东西。和很多人一样，等于算个“兼职艺术家”吧。主要还是爱好，要想靠这个活着还是玩不转的，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代人面对的问题太大了，你没有办法去把握。现在的这套游戏规则是六十年代的人来定的，他们操控着，不管是艺术家、策展人还是搞评论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话语权。
A：刚来北京在宋庄的时候应该说生活很艰苦吧，当时没有想过说放弃？
N：我从大连来北京其实放弃了很多东西。最早刚毕业在公司上班，后来辞职自己搞化妆，在大连有了个小店，挣得也不算少，每天吃喝玩乐的，夜夜笙歌，但那种状态并不能真正给我带来快乐。等到了北京之后，发现搞艺术这条路是挺不易的，放弃倒没想过，但想过自己为啥要来受这份罪，那会儿有时候每天只吃馒头和豆腐乳，馒头长毛了把皮掰掉接着吃。吃的我现在一看见这些就恶心。那我觉得这么苦肯定也不是我想要的，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个完整的思维模式的。后来就来艺术区这边，边给别人帮忙干活边自己搞搞创作，慢慢开始找到了状态。就像我那个作品《我想象中的幸福》所表现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难满足，关键是心态。
A：那你现在还做化妆方面的工作吗？
N：不做了，来北京就没打算再做那个。我这人只能做一件事，以前边画画边做化妆耽误了很多事儿，怎么说呢？看到钱了谁都会迷糊，我当时就是觉得搞化妆还挺挣钱的，每个月收入也挺好，然后就开始花天酒地，同时作为一种服务行业应酬也很多。在这些方面耗费的精力多了你就不可能还会专心地投入艺术创作。我觉得我不是没有能力去挣钱，只是看你想选择什么，我现在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A：你现在主要的创作方向是怎样的？
N：现在主要做一些图片的和装置类作品，油画没事也还会画，但更多的是作为爱好和调剂。我其实有很多想法和方案，但目前的经济状况还不可能把它们都实现，所以更多的还是玩玩观念。
A：看过你的一组观念摄影，就是在不同场景中蜷缩起来，类似婴儿在子宫中的状态，题目叫作《回到母体》，你是如何构思这样一组作品的？
N：这组作品一共有五张，不久前刚刚完成。我是按照自然原属中的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来设置（场景）的。说白了它就是在表现一种逃避的状态，在压力下对自由和终极解脱的向往。“回到母体”这个命题本身是个假命题，是不可能实现的。
A：还有一组作品叫“葬”系列？
N：“葬”系列是我目前的主要计划之一。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几张作品实际上只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点，因为做这个系列成本太高，不可能想到的马上都做出来。我搜集过很多资料，主要是关于墓葬的，比如中国古代，像先秦时期的墓葬仪式，包括棺椁之类的器物。还有一个系列的作品叫“病人自缚”，我总把自己当作是个病人，所谓病态的人和健康人的界限在哪里，我喜欢挖掘一种“病人”的状态。
A：看你的一些作品感觉有点残酷，倒不是那种血淋淋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气氛和状态。这和你内心的哪些东西有关？
N：其实我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很血腥、很暴力的。包括之前在大连的时候，甚至暴力到对自己的身体很残酷，我以前特别喜欢玩“极致”，在自己身上穿孔。像鼻子、嘴唇、耳朵上都穿过，有时候一看好像满脸都是，但现在很多已经都拿掉了。那时候通过制造疼痛来肯定自己的存在。
A：有点自虐的倾向？
N：自虐倾向很严重。我在06年的时候曾经想做一件行为装置作品，可能有点受《电锯惊魂》的影响。就是想定做一个带几根很长铁针的机械，把针从自己的肋部的骨头中间穿过去，当时算的很精确，不会偏离，如果穿过去的话，在上面最多呆15分钟左右，然后赶快上医院。但是这个作品的危险性太大了，最后还是没做成，但我拿猪肉做过实验，很快就穿透了，挺刺激。后来还和朋友一起做过一个作品，是爬在一个东西上两个小时，下面用火烤，是那个朋友上去做，当时他的胳膊都烧伤了。现在回头看那会儿做的事，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反叛心理的宣泄。
A：还有你的作品中好像经常出现死亡的意象。
N：我觉得死亡没什么可怕的，出现在作品中很正常，可能和某些生活状态有关。比如在宋庄的时候住在一个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周围还有很多噪音，觉得很压抑。做“葬系列”也是，“葬”的范围很广，不只是埋葬死掉的躯体，也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A：所以还是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么你对身边的事物有没有什么基本的态度？目前对什么问题比较感兴趣？
N：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喜欢那些神秘事件之类的，比如总希望在中央台的新闻里听到发现飞碟的报道(笑)。我现在对一些微观世界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比如人体的神经线之类的。你看我电脑里搜集的资料其实挺杂的，墓葬考古、萨满、人偶、SM、希特勒……我觉得都挺好玩的，有些主题以后可能会成为作品。
A：你认为自己的身体与作品是怎样一种关系？
N：现在很多人看我的这种造型还会觉得有点奇怪，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把头发剃一半留一半？”“你为什么把眉毛都刮掉？”“你把自己弄得这么奇怪，跟别人在一起觉得别扭吗？”等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没啥可问的，纯属个人喜好，我就喜欢这样，这是我的个人审美问题，我并不想去影响谁，如果不喜欢我的样子可以选择不跟我在一起。现在这种(“阴阳头”)发型主要是为做“回到母体”这个系列的作品才留的，一直保留了下来。像我在大连的时候发型也常变化，留过很长时间的鸡冠头，那时候为了见客户谈化妆的活儿还常常戴假发，根据需要去改变造型。总之打扮比现在夸张的多，身上到处挂满东西，钉子环子都有，旁人一看都觉得是个朋克青年，看你的眼光很另类，像看外星人一样，我当时很喜欢那种被注视的感觉，甚至心里觉得很满足。但是现在就不太一样了，不那么在乎了，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就像刚才说的，心态平和多了。我现在认为我的身体是为了我的作品存在，是作品不可分的一部分。可能一般人看我的作品都会认为是行为艺术作品，但是我还没把我的作品归类到哪一方面，我更喜欢把他们看作是身体艺术(Body Art)的某种形式，我喜欢管它叫“人体装置”。
A：从你作品中一些元素的运用，感觉你好像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
N：也谈不上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当代艺术基本都是在西方的思想体系下的，现在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如何转变中国人的一种观念。许多在国际上已经成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实际上是在西方体制下做的比较好，是西方体制下的中国艺术家，只是借用了一些中国的符号和元素。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去制定游戏规则，比如东方人制定游戏规则，西方人去照着玩。其实中国传统的哲学，尤其像周易、老庄、孔子的思想，西方人一直在研究，而且非常重视。不过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东西的理解都是比较表面的，那么怎样把它们运用到当代艺术当中，真正在世界范围内都被理解和接受？这就是我说的我们来制定游戏规则的意思。那么我作品中用到的这些与中国传统有些关联的东西，我觉得也还只是些符号，还没有达到我所希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一种非常明确的理念和思路到底怎样去把握和运作那样的系统。另外我也一直在考虑怎样能把中国艺术中的民间和官方结合在一起，起码是在作品中能有所体现。中国艺术中的民间和官方差别自古至今一直是存在的，包括现在被国家真正承认，归入主流当中的艺术家大部分肯定不是这些搞当代艺术的，可能更多的是画国画的，学院派的。那么怎样能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至少差别没这么大，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当然肯定不只我一个人在这么想，我觉得自己能经历和参与这个过程就挺有意思的。
A：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实际上也是当下学术界、思想界一直在探讨和争论的问题。比如这种中西或东西的划分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具有意义，如何去看待中西方之外的所谓“边缘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那么你刚才谈到了对墓葬文化的兴趣，这种兴趣源自何处呢？
N：说墓葬文化其实并不确切，我其实是对巫术的东西很感兴趣。像墓葬仪式、祭祀之类的都是巫术的一部分。在做作品的时候，有时候做着做着就会倾向于那个方面，可能因为以前做化妆造型的影响，对服装、化妆、道具这些东西都比较敏感，会特别注意。你在我的作品里肯定也能看到这种痕迹。至于你刚才提到的中西之外的“边缘文化”，比如非洲部落、少数民族等等他们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小众文化，不是说它们没有价值，只是他们各方面没有话语权，因而不可能受到广泛关注。
A：你怎么看待目前艺术家的作品与市场的关系？
N：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去判断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都太片面了，可能只看到他的一次展览或某件作品就会很快下结论，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作品好不好。这样的判断是很草率的，我觉得要想真正去把握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价值，首先应当耐心地去了解这个人整体上的一个生存状态，还有他创作的所有作品的一种连贯性和脉络，不能只看某一个点。现在有很多买家都是被价格所蒙蔽的，只看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有多贵，根本不关心它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很多作品的知名度完全是炒作起来的，泡沫很多，有一帮根本不懂艺术的人在操控市场。有些人现在有钱了，就想买些艺术品来装装门面，为什么现在整体还是架上的绘画作品市场好，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欣赏层次之是到这个层面，像观念性的、装置类的作品很多人还接受不了，更不大会掏钱去买。说中国当代艺术畸形，我觉得没错，而且畸形的挺厉害。
A：那你觉得怎样才能转变这种畸形的状况？
N：可能根本的还是观念的转变，而观念的转变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完成的。我们这代人被太多东西牵扯住了，现实太复杂，生存压力太大，每个人都忙的停不下来。我倒是觉得下一拨人，比如“90后”那代人可能会真正发生转变的作用。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特质是我们这代人不具备的，他们会改变时代的。当然等我们这些七八十年代的人再大些，真正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时候可能回过头也会去压制他们，有些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我是82年出生的，就说我们这拨人吧，现在基本还没什么发言权，我们都很“独”，就像是根筷子，又直又硬。而现在真正有话语权、掌握社会命运的那些人就像是根绳子，他们是拧在一起的，而且很粗很长、柔韧性很好、打不折、拽不断。等什么时候我们这些筷子都变成竹条了，能编在一块儿了，才有可能和绳子缠在一起，最后替换他们。
A：你现在住的这个工作室还挺大的，它不是你个人的？
N：对，我现在哪租得起这么大的地方（笑）。这是崔宪基老师的，我作为他的助手帮他照看着，自己等于也有个地方搞创作。刚才也说了，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两眼一抹黑，在宋庄和费家村呆了几个月，当时就想来环铁，因为觉得这边环境挺不错，很适合静心创作。后来认识了个朋友，终于找到机会，就来了。初来乍到，自己的状况肯定还租不了工作室，我就想办法给别的艺术家帮忙，作助手干点活。后来就到了崔老师这边，他人非常好，总是挺忙的，常常不在，所以这个工作室平时都是我帮他照看着，还有这只狗（一只2岁的德国黑背）。
A：你觉得自己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怎么样？
N：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更像是在过日子，心态比较平和。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告诉我以前过的日子不叫生活，现在的才算。我觉得挺有道理，一个人只有心态稳了才可能认真考虑些事儿，把一些东西放下。收拾收拾屋子、浇浇花、喂喂狗、养养鱼，做这些很日常的小事能让你很放松，创作的时候感觉也不一样。
A：你也信教吗？
N：现在还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也许以后会有。我觉得宗教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像《西藏生死之书》之类的，不是能完全理解，信教不是说信就能信的。
A：在听什么音乐？
N：现在什么都听，很多是当前很流行的那种大众音乐，比如很多民工喜欢听的我也爱听。以前不是，以前就听摇滚。最早是小学初中那会儿，偶尔听到了“中国火”，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那是个小地方，这种音乐当时还不太好找，就到处淘，后来去了沈阳、才开始懂点这方面的东西，那会儿常找些《我爱摇滚乐》一类的杂志看。听的口味也比较重，曼森、活结，战车这样的。那会儿别人一到我住的地方或者画画的地方就能听到满屋子都是这种声音。后来慢慢开始喜欢更能听的懂的一些东西了，像窦唯、左小祖咒、或者二手玫瑰的那种中国摇滚。
A：听说你最近正在准备一个展览，进展如何了？
N：对，应该算是自己策划的一个展览，与798里的一家画廊合作。目前还在准备阶段，我找了几个艺术家参加，现在有五六个人。主要是资金不到位，一直在寻找赞助，现在的情况办个展览挺不容易。展览的标题也一直在商量，一开始准备叫“侵略—我有话说”，后来大家觉得太直接生硬，准备改成“渗透”，但也没最后定。正准备和一个搞评论的朋友聊聊展览内容和主题。
A：你的参展作品是怎样的？对这个展览有何期望？
N：主要就是最近做的一些东西，同时准备在当天做一个现场。我这人比较喜欢做事情的过程，很多想法在没实现的时候都满怀期待，但真正实现的时候又觉得很失落，其实就是享受这种实现的过程才最有意思。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想能做一个展览，本来计划在八月初，但现在看有些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可能会往后推推，计划赶不上变化，有很多东西是在计划之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