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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一代”内部座谈第二回(精华版)：关于广州的艺术生态

时间：2008年5月10日下午

地点：广州大学城南亭村“水井吧”

参与者(以发言先后为序)：方亦秀、林伟祥、邓瑜、张广先、陈洪伟、雷舟、曾伟峰、
陈国辉、牟林童、苏碧莲、陈彦翀、柯坎法、陈乾、高海清、黄华栋

录音整理：雷舟

*按：这仅是十几个熟人的群聊，并没刻意设定主题，其中谈论了很多无关创作的周边问题，但都无不作用于当代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方亦秀：召集大家过来是讨论我们将如何在北京的展览中呈现我们的面貌，虽然目前的艺术市场已经成为主导艺术界的巨大力量，但我们还是可以梳理一下我们对艺术的承传关系和我们受市场冲击下的回应，有必要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地域的艺术生态。

林伟祥：广州目前的当代艺术还处于调整的阶段吧，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机会不算多，心态反而会平静一点儿，创作也就不会那么浮躁。国内的格局主要是北京、上海、四川、广州。四川我没去过所以没有发言权，但就北京、上海来说，特别是北京，作品的雷同很严重。在广州因为艺术家们的创作较多，而展览的机会较少，因而得以保持较为清晰的个人面貌。

邓瑜：实际上也得益于他们本身就有很好条件的画廊，本土的资金又愿意投资当代艺术。广州的画廊是很现实的，除非有利可图，风险投资在当代艺术领域好像不太可能。在四川，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让艺术家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这好像是他们比较管用的策略。我们的老师显然也没有他们的老师“大牌”，他们的老师也非常习惯带着学生“出道”，所以也就能看到他们年轻艺术家的“底气”十足，这便形成了他们当代艺术“繁荣”的局面。

张广先：我在北京签约快一年了，但和那里的艺术家依然没有太多交流，也许是水土不服，感觉还是回来的状态好，我现在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广州完成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后知后觉”。

陈洪伟：北京、上海跟广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上海是政府的支持，包括跟艺术有关的周边的创意产业的支持。再者，上海艺术家的生存空间比较大，上海的官方机构和市场机构都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这点广州相差很远，包括画廊的规格和专业性都没有为年轻艺术家提供成长空间，广州人务实的性格和上海人注重形象的气质也直接导致了这种差异。北京、上海的年轻艺术家们知道市场和社会时尚需要什么样的图像，加上他们有相对丰富的策展资源，所以他们的当代艺术看起来很“火爆”。但我看过很多广州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室后，觉得这边的艺术环境还是一个没被“污染”的净土，创作各方面显得很“纯化”。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双年展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大力推动下，必然导致相关艺术机构向全国各个角落寻求好的艺术家，由此，广州当代艺术冲出去是迟早的问题。

雷舟：关于广州的当代艺术市场，我有以下几点看法：首先，目前的广东当代艺术的学术氛围并不是那么浓重，这并不代表广东的当代艺术质量要比北京或其他地方差，具体到艺术家个体是没有可比性的。广州没有形成当代艺术评论的氛围，在广州做当代艺术批评的没有几个人，与此沾边的还是“85思潮”时候的批评家为主，就像方亦秀所说的，他们只是在聪明地观望。广州三年展也没有给广州本地培养出多少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广州的学者比较严谨务实，比较少接触当代艺术批评。而当代艺术是一种互动的艺术，它更需要批评和活动能力都很好的八面玲珑的人物，当然，“八面玲珑”的人才会由市场来培养的，相信不久的将来广州就会出现很多。
其次，广州的画廊还是认可传统的书画市场的，偶尔做些油画的展览也是非常主流的。这是由画廊负责人的知识结构决定的，虽然他们对现在的市场感觉疲惫，但是由于看不懂当代艺术，他们犹豫了。但相信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当代艺术的经济效益，他们会放弃原有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的。
再者，艺术赞助严重缺乏。广州的各国领事馆远不及北京大使馆对文化的赞助。国外的文化基金、企业集团的办事处大多又不设立在广州，这是广州地理位置的又一个劣势。寻找国内的赞助因为没有“看得见的回报”而更显艰难。最后，广东画廊普遍依赖现有客户，对培养当代艺术购买力的信心不足。但由于近年书画市场的不景气，相信这样的收藏结构很快会被打破。加上年轻的收藏家特别是70后的收藏群体迅速崛起，不可忽视的珠三角、五邑和粤西地区的收藏力量的强劲加入，无疑他们的目光将投向这些看起来更时尚更具有现代性的当代艺术品中。

曾伟峰：广东的画廊面临着一个整体资源调配的问题。比如说广东的画廊如果不是定位在广东的话，其实不太现实，但如果仅定位在广东，那么它的整体水平又会被广东的艺术水平所牵制。虽然外面都开始关注广东，但并没有了解具体情况，从宣传、展览到艺术市场，广东相对还不是太成熟。对市场来说“不成熟”也是一个关注点，因为这意味着艺术的真诚。不像外面的艺术，自觉不自觉地跟随流行的图式，这种雷同很难让我们感受得到艺术家内心的真诚度。这次是要到北京呈现广州年轻艺术家的创作面貌，但我不建议用“飘一代”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比较狭隘的，会让人误会广东当代艺术只有“飘一代”。用一个集体形象推出去的方式很好，但用这样一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因为广州艺术家的创作面貌是比较个体的，并不像其它地方的“集体图式”一类。

陈国辉：“飘一代”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就像其他艺术团体一样，我们无非想藉此集中力量。如果是散落的艺术家个人，在外面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当然在具体创作中我们必须尊重每位艺术家的具体情况。但一个词的定义是要靠一拨人来形成的，从20世纪初的“决澜社”到现在的“四大天王”无不是这样。
成立“飘一代”这个团队最初的构想是在广州组织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以巡回展览的方式，尝试多次的实践能否变成“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尝试以集体形式主动参加展览的方式看能否获得成功。当然，两年来也遇到艺术家和朋友的责问：如果这种类似“操作”的方法能获得成功，其逻辑是什么？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个人展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以往艺术家生存空间较为单一的情况下，个人参加官方的展览会因为评职称和主流的意识而获得成功。今天，我们走的是面向市场的道路，一开始我和方亦秀就基于这个出发点来组织这个社团的，当时的想法是这个团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80后的广东当代艺术，并且准备着接受市场的考验。我想这个思路还是可以继续的，虽然一路走来非常艰辛，但今天我们能坐在一起谈论问题，这建立在我们这个团体始终认真做作品的前提下，说明我们还能走下去。

方亦秀：我们一开始是寄希望于老师辈的批评家，但事实只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他们一直处于观望的状态。所以才有我们这个团体的不断讨论和沟通，我们企图能在这种状态下走得更远。我相信前年“超级英雄”展出来的时候，很多“大牌”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展览还是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还没搞明白的时候，这些“大牌”的讨论会无疑也是各说各精彩，却跟我们展览和作品没多大本质关系。

牟林童：他们只会一味抱怨广州的艺术生态不好，但也不见得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深圳的“创库”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他们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跟他们内外的努力分不开。所以说不要依赖别人的支持，我们首先就应该有所行动，近期来说，策展、批评等事情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努力的。

雷舟：如果回到当代艺术问题本身的话，我觉得广东当代艺术仅有的批评也是存在着严重的误区。首先，批评过度的社会学化，“70后”、“80后”、“超级英雄”……包括我们现在的“飘一代”，这种批评话语多大程度上适合这些群体？我表示怀疑。从目前情况来看，展览从呈现、解释到传播，艺术家都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当然，单从展览的影响力方面来说，这种被动的“解释”其传播会因为策展人的影响力和社会关注时尚图像的习惯而获得成功，这样的传播无疑是影响深刻的。但这些解释和传播多大程度地保留了艺术家创作的原意和艺术家的真实状态我表示极大的质疑。特别是老师辈的批评家老喜欢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窥一斑可见全貌，总是喜欢抓住事物的一小点进行无限放大，这个过程无形中把自己所熟悉的或者社会流行的理论夸大。一方面，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艺术批评的无作为由此体现。
再次，批评任意放大艺术家的个性。在大家都个性的一塌糊涂的时代里，艺术家到底个性在哪里，其创新意义何在，都没有得到深入探讨。我们这里就有艺术家所谓的个性语言被上海某些艺术家抄袭，不正是因为这种个性被“普遍化”而变成流行图式的原因？我们不能阻止抄袭行为，但我们可以认真梳理我们的创作经验，也许这才是我们阶段性总结的必要性。
另外，关于这个艺术团体的称呼问题，我也有很大的感触。以前有“南方艺术沙龙”、“厦门达达”、“105画室”、现在有“大尾象”、“卡通一代”、“超级英雄”、“图像转向”，包括我们现在的“飘一代”等等。无非是“解释性”和“无解释”的两种称呼。由于解释的局限性，特别是主观性，所以，类似“卡通一代”、“超级英雄”这样的称呼恐怕不能有效呈现每位艺术家的个体精神。

陈国辉：我们的传播不只局限于艺术圈里，是大的文化领域。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让别人在一滴水珠里看到太阳的光彩。

雷舟：我刚才批评的就是这样的观点：批评者总是天真地以为抓住事物的关键点，就能把握社会或艺术的真实。

陈国辉：你可以这样批评，但我更多去考虑它的传播性。“飘一代”的涵义符合我们艺术家的一个整体面貌，同时它也有一定的批判性，因此它传播的接受面会很广。我想我们在做的还是有一定的美术史价值的。

雷舟：现在谈的是展览的策略和操作问题，我觉得这是生意人要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做的事情。人家对我们的看法和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我觉得也不重要。我们不能像现在领军的艺术家一样给自己著史立传，那我们的创作负担太沉重了。

苏碧莲：至于展览的推广我们不必担心太多，做好我们本分的事情就足够了。我提倡一种健康和闲暇的艺术态度，一种发自内心想做艺术的冲动，不要太多之外的负担。艺术是我生活情节的一个部分，仅此而已。

陈彦翀：如果艺术家要考虑到推广和销售的话，不但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还会影响到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四川的年轻艺术家就是过早地接触了市场，所以他们的作品非常类似在市场中高歌的前辈们的作品。没有市场的影响，广东的艺术相对纯真、真诚，大家不去维系这样的现状，何苦周旋于市场呢？另外，搞理论的人要明确自己是做艺术代理的还是做艺术批评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以推广和包装艺术家为主，后者则更应该有独立、客观的精神。

柯坎法：你说的情况是要建立在一种非常完善的机制前提下。在国外画家和批评家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批评家有相对的独立性。像足球界一样，本来18岁可以成名的，到中国就非得等到27岁，那已经到了不能踢球的年龄了。但在国外只要你有能力，年轻就能被重用的，这是一种非常公平的竞争，但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有论资排辈的习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靠自己活动，我们要活着，还要画画。

林伟祥：我们想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另外做点对大家都有帮助的事情，这是根本的出发点。我非常赞成方亦秀两年来所做的，虽然有时候已经脱离了一个画家的职责范围，但如果大家只是各顾各的的话，估计到现在还是一张画都卖不出去，而且，一年也画不了两张画。我想大家出这点力所能及的力气不会死，也不会影响到创作，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是被浪费掉的。我们做这些也不是争取什么话语权，我们没有必要，也不是这块料。不像某人的官本位的思想，某些领导看我们的毕业创作的时候说他们“已经退休了”，我们是“艺术高了，修养少了”。这反而说明他对权力的迷恋，还是想出来说几句话。
我非常赞同一个艺术家从展览中成长起来，我平时还不能感受深切。但从去年的个展我就体会到了。作品平时放在工作室里是看不出问题的，但在展厅里我就看到了技术制作、观念表达上的种种问题。而且，一个展览总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里面总有一些对你是有意义的。从展览中看到问题再回来做调整，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过程。

柯坎法：最起码有了展览大家的创作积极性就会大点，卖画也是为了填补物质生活。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争取画下去的可能。我觉得在广州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唯一的选择。北方的艺术家，说的往往比做的要厉害得多，但他们有艺术机构找上门来帮他们做展览。

高海清：我挺赞同曾伟峰的意见。市场确实可以代表了一部分重要的回馈信息，虽然艺术家的创作并不是为了作用于市场，但就目前的艺术生态来看，市场确实能说明艺术家是否成功。

陈乾：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挺悠闲的，很多都是有狗有猫族的人。我倒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做些综合性的展览，希望广州的展览也多元化一些。

黄华栋：我不太喜欢一种非常职业的艺术家生活，那要兼顾的东西太多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做一种很私人化的小空间展览。在小洲村有很多闲置的房子，我有一个朋友花了150元在菜市场旁边租了一间以前的旧柴房，自己收拾干净后在里面做展览，作品可以给过路的人看，同时发短信给几个熟人去看。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优雅，做作品的心态非常棒，比起展览要着急找人来看的方式要高级得多。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把艺术压缩到很小的范围，不花钱或花很少钱做很私人化的展览，而不是那种推给别人的展览。我觉得展览的宣传是不重要的，如果艺术是对内的话就没有必要向别人宣传和推荐，除非你要卖作品。所以我觉得小洲村的条件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在这里，我们每一个艺术家都不缺空间，也不缺资金。

曾伟峰：我们老是把别的地方的艺术创作想象的很好，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的。不过是他们宣传的好而已，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很悲哀。北京、上海是市场比较好，他们有798这样的艺术产业区，但不一定说明他们的创作就真正的那么繁荣，质量真正的那么高。人员聚集多了气势也就大了，其实谁不知道就是圈内几个人在玩。

牟林童：而且有个对艺术最大的危害在那里，就是“浮躁”。 在那里你没法认认真真做作品，实际情况是我们广州更自由。但不管怎么说，广东的艺术资源正在严重的外流，我们这个展览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