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会客室系列”之：赵能智（上）
文/艺术仓库 H4/艺术仓库 2010-02-05
作为架上艺术领域知名度很高的当代艺术家，赵能智的作品一直广受关注和争议。从局部放大的面孔到扭曲挣扎的身体，这些凸现于画布之上的蓝灰粉红的人形，以其独特鬼魅的隐喻风格对现代人内在的精神维度进行了赤裸的解剖。近日，艺术仓库VIP会客室栏目与他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对话……
时间：2009年9月21日下午
地点：赵能智在北京的工作室
采编：H4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Z代表赵能智)
A：你来北京多久了？
Z：05年来的，四年了。
A：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你生活和工作的一条线索主要是通过南充、重庆、成都和北京这四个城市贯穿在一起的吧？
Z：对。因为我是出生在南充，上大学在重庆，毕业后又回南充呆了两年。当时是在一个中学里面当老师。当然我是故意要去的，因为你知道在大学里第一二年都是晕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跟着混的，到第三年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感觉，第四年马上要毕业了才发现自己还很肤浅，有太多东西没学。所以我当时毕业后给自己的选择就是先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每个月有生活费，然后自己可以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继续学习积累。
A：当老师的两年感觉怎么样？
Z：当老师的那两年其实还是挺充实的，每天能看很多书，有些也不一定看的懂，但是那种感觉很好，因为你内心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渴求。读书其实也等于是在跟一个陌生的人交流，你在倾听他的思想。有的书不求看懂，就像听音乐一样，只要听了就会有感觉和体会，它会进入你的血液，对你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即使同一本书在不同的阶段去看，那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A：两年之后为什么又选择放弃那个工作了呢？
Z：第一，我选择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二，因为我当时每天都看到我隔壁的一位老教师，他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当了大半辈子老师，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生活，那种状态让我看不到什么希望。我就想到自己如果一直在那里这样子呆下去的话，他就是我的明天，等到和他年纪一样大的时候估计也就那样子了。太可怕了，你如果知道自己三十年之后的生活毫无变化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赵能智画画的鞋子，上面有着他作品的色彩)
A：当时能选择放弃一个稳定的工作还是很有勇气的啊！
Z：怎么说呢，其实当时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国内没有稳定工作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不像现在这样。回头想想当时做那个决定也是挺冲动的，因为年轻气盛嘛，你不会有很多顾虑，不会想的特别细。正是这样才可能做出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等年龄大了以后会把事情想的很远，反而瞻前顾后失去魄力了。
A：听说你上学的时候喜欢给同学做心理分析，还会写下来？
Z：那个时候就是喜欢分析别人（笑）。想知道大家内心都是怎么回事，表面上和内心深处是怎样的关系，老想揣摩这种东西。
A：对心理学感兴趣？
Z：可能还谈不上心理学。因为我那个时候学美术师范，也要上有关心理学的课，主要是教育心理学。当时对心理学的理解就是觉得这门课好像挺牛的，以为学了心理学就可以完全掌控别人的心理。学之前对那个课抱的希望很大，学了以后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学着也没什么感觉，上课也不好好听，考试时应付一下就过了。所以后来对心理学的热情就渐渐淡下去了。
A：但是很多人看你的作品还是觉得心理层面的意味是很重的。
Z：我其实还是比较关注内心化的一种存在。因为我一直觉得外部世界的变化是无常的，这种变化的无常对人的内心是有比较大影响的。
也可能跟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验有关吧。像我是六十年代末出生的，稍微记事的时候差不多是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的后期。你看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化，就是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当时中国的政治风云激荡，老百姓很难预料。到我们更大一些，上中学初步形成世界观的年龄，也就是八十年代了。那是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中国刚开始经历西方思潮的冲击，有大量的国外文献被引进来，哲学和文艺理论被大家普遍热爱和讨论着……特别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整个学校的氛围都很开放，有很多国外的讲座，老师讲课也相对比较灵活，提倡学术自由，不光讲书本上的东西，还会向你讲许多个人化的见解。
A：那不是很好嘛。
Z：但是当时整个社会其实是在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从“五四”以来，整个中国的文化都是在一个“西化”的过程当中，八十年代我觉得可以说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因为封闭了几十年，突然一下子打开了，各种东西就都涌了进来，人们的思路也打开了。像西方的现代派美术就是在那个阶段开始在国内大量介绍，当时有的杂志每期都会有一些西方当代艺术品的图片刊登，虽然图片很小，印刷也不是很理想，但大家看着都挺过瘾。那个时候是大家思想极为活跃的时候。那么到了八九年，这种理想主义到了很高的顶点然后突然一下子停止了。我们知道中国九十年代以后整个社会都在转型，那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退到相对次要的地位，经济、商业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的价值观念又在变化，你以前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追求在九十年代开始变得不实用了，人们衡量社会的标准已经又变了。
所以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念在不断地、被迫地修正的过程，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思想是比较混乱的，一方面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情结，一方面又是物质主义和现实主义者，是一个思想价值很混乱很矛盾的群体。这正是这一代人的焦虑。
（工作室全景）
A：但是比你们更早些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不也经历了这些么？
Z：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重的，即使在当下的社会里他们还是有一种理想化的、一种精神上的终极追求的烙印。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就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物质社会里，所以他们也是很单纯的，你看他们这代人的作品就会觉得比较自我、强调私密的感受。而我们六十年代的人刚好是被夹在中间的。
A：这种外部世界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你的创作并反映在你的作品当中的？
Z：外部世界的变化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变化不定，很陌生的，我没办法把握。所以我选择的方向就是回到人的内心。我觉得人从古到今有些东西是没变的，就是人的内心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变化的只是外在的形式。比如我们以前是手写书信，现在是用电脑发Email ，这种形式的变化可能也导致思维的变化，但它最核心的东西其实没变。我就是想在作品里挖掘这种精神的因素。
A：李旭先生曾经在一篇关于你的评论中把你的创作历程进行了大致梳理，他将之划分为了“世象写实”、“灰色时期”、“红色时期”几个阶段，总体还是比较准确的吧？
Z：对，可以说差不多就是这样几个时期。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久，他算是了解我和我作品的人之一。
A：但你前期的作品似乎很难见到。
Z：因为时间长了，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和网络之类的媒介，作品的传播和保存都有一定局限。当时主要是在一些杂志上有作品发表，都是挺老的东西。比如《普通生活》那张画是93年展览上的一件作品，当时还得了一个奖，然后他们就给了点钱把作品给收藏了，也不知道那个作品后来一直在哪儿，直到过了十多年之后，不久前我竟然看到它突然又被人拿出来去拍卖。
（贴在书柜上的一些随意图片和宣传海报）
A：你创作历程上几个阶段的变化，它们背后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就是说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与你当时的哪些具体生活境遇联系在一起？
Z：因为刚开始做艺术肯定还是在一种本能的状态驱使下，就像很多人一开始做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并不是刻意去表现的。这种本能的东西它可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它是不确定的。比如你今天可能偶然做了一件好的作品，画的很有意思，但明天可能又没有了，又变了。我觉得这只是在一个初级的层面上，艺术往后走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东西。最后可能并不是说我只能这样画，这样画是因为我在选择，我有意识去这样画，但我其实也可以画其他的东西。那我为什么画现在的东西呢？是因为如果是我本能做出来的话其实价值不大，如果你是通过一种思考，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去画的话，那就是另一个层次。艺术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选择，而不是完全被本能所控制。当然这种选择是会跟你个人的生活，包括刚才所说的外部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艺术家理性判断和选择的结果。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没有理性的艺术它的价值是不大的。
A：比如你早期的作品看上去色彩都比较昏暗，用大量的黄褐灰色，甚至给人感觉有一点“脏”，人物也都是经过夸张变形的。在当时是怎样一种状态？
Z：那时候的作品就是很暗，感觉很压抑，人物看上去变得有些畸形。有一些表现社会化的场景，诸如几个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这样的世俗生活。其实还是处于创作上比较感性的阶段，因为当时在重庆的那种生活感觉是看不到未来的，很迷茫。做艺术完全是靠一种本能的坚持，其实也不能说坚持，坚持是在别人看来，对于自己应该说是只能做这样的事情，别的也做不来。像我有的同学毕业之后改行去做装修工程赚了不少钱，但我就做不了，那样做的话会觉得更空虚。当时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些改行的同学已经挣到钱了，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却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觉得自己虽然很穷，但毕竟是在搞艺术，在坚持理想。那其实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你在精神上觉得很充实很富有，物质生活上的艰难好像也不那么令人难受了。但当时的确是一种底层和边缘的生活状态，现在看起来好像挺荒诞的，在饭都没办法吃饱的情况下还在想着非常崇高的东西，也算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分裂”。（笑）
A：所以看你作品中色彩的变化，和生活、心境的变化还是比较一致的。从最早的阴暗色调到后来稍微亮一些的蓝灰色，再到现在的粉色和红色……
Z：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其实在95、96年那会儿我画面的颜色是很鲜艳的，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画脸部“表情”那个系列。这个阶段的作品别人一般很少见到，但最近在国外的展览上倒是展出过，那个展览是一个荷兰收藏家的私人收藏展，汇集的主要是一些中国艺术家早期的作品，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正在欧洲几个美术馆巡回展览。这个时期的作品属于是某种过渡阶段，后来的作品实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放大了。颜色也从多色变为了单纯的灰色。其实我的作品还是有一条线索在始终贯穿的，就是画面上的那种对局部的关注和放大，只是后来逐渐得到深化和明确，往更单纯的方向走了。
A：这种线索似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技法上的？诸如笔触特有的那种痕迹……
Z：当时的作品现在看来有些生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想的太多了，这种想的东西当时没有把它转变成为一种方法或者语言，一种视觉的东西。就是画一个人用两种方法去画，显得很生硬，像故意的在作品里加一个所谓的观念性的东西，但是表现在画面上是不自然的。
A：95年前后的这些作品都卖出去了吗？为什么现在很难见到？
Z：有一少部分在国外，自己留了一部分，还有一些烧掉了。
A：为什么烧掉呢？
Z：因为每天看着都烦了，自己也不满意，当时还没什么人喜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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