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会客室系列”之：张念（上）
（“张念——1989等待”1989年，行为艺术）
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上，张念以一次《孵蛋计划》的行为名扬海内外，从此开启了他至今二十年的当代艺术生涯。对于一名从八五新潮一路走来的老牌艺术家，张念的艺术之路并非一路坦途，他曾对现实感到无奈，甚至走出圈子，但是短暂的沉寂之后是更为炽热的激情，近年来是张念在艺术创作上又一个新的时期，无论是绘画、摄影还是装置、行为，他都做得很出彩，去年在今日美术馆的大型个展更是获得了业内外的好评。那么他的生活和艺术是如何相互影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艺术仓库VIP会客室近期请他做了一次访谈……
时间：2009年10月13日下午
地点：张念在北京黑桥的工作室
采编：H4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Z代表张念)
（张念新作）
A：你为什么总对蛋感兴趣呢？
Z：因为作品需要有一种延申性的，艺术有时是“扯蛋”的，这个一谈就又回到89年去了（笑）。
A：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你在中国美术馆孵蛋的那张照片，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Z：照片上我旁边的两个人，都是著名的批评家，他们当时正在劝我离开。当时我没有走，然后他们就去找高铭潞说这事儿，高铭潞一会也上来了，但他上来刚看到我，下面肖鲁的枪就响了。他就顾不上管我，跑下去了……
A：当时你们做这些“非法”实施的作品感觉如何？
Z：我至今也不认为这是非法实施的作品，法律没有规定艺术家不能做艺术作品，当时的社会背景只是组委会不允许展行为作品，但他们不代表法律。我当时已经在汕头大学教书，有人到广东找到我们系主任，他是个很好的艺术家，他认为有争议的作品是好作品，让历史去证明吧！
A：你老家是四川绵阳的？
Z：对，我15岁就离开了家乡，去重庆读四川美院附中。
A：后来回去的多吗？
Z：没有想到离开家乡就基本上很少回去了，但有时间我还是尽量回去看一看。
A：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认为到目前为止自己的创作大体有哪几个阶段？
Z：我的作品其实挺散的，不像其他艺术家那样比较集中。我总是想做一些新尝试，特规矩的、一成不变的创作会使我很烦躁。
A：你近期的作品好像以绘画为主，你最早画油画是什么时候？
Z：很早了，在没有上附中学习的时候就开始了，但不是什么“标准”的油画，完全是自学，因为我没有学油画专业，近期的创作并没以什么为主，我的雕塑、装置也很多。
A：但是现在很多人一提起你好像印象里都是你孵蛋的那件行为作品，老觉得你是个行为艺术家。
Z：因为89年的那个作品影响比较大。其实我特别怕别人把我定性为一个什么很具体的什么家，挺可怕的。我认为艺术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不断尝试不确定的边界，它的包容性、可能性和差异性便是它的意义，而不是把你限定在某种形式上。
A：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艺术实践是很多元很丰富的，行为、绘画、摄影、装置这些你都不断在做，那么从实践者的角度，你觉得不同的媒介形式感受有什么不同？
Z：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感兴趣就好。
（创作时的调色、颜料）
A：据说你刚开始学艺术是在改造右派的“牛棚”里？
Z：其实从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阻力。七十年代的时候是没有能学习艺术的氛围的。学艺术也可以，但可能会是样板戏，革命宣传画那一类的。所以当时对于一个想学画画的孩子如何迈入门槛是很重要的。我算运气比较好吧，我们家当时住在一个大院，大院里面有个老先生以前是上海大学教外语的，他有个“右派”的朋友是画画的。“右派”当时跟劳改差不多。他们只有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个阶段是自由的，但是家里人绝对不会允许我去跟一个右派学什么画画的。
A：但你还是去了。
Z：是呀，走上了一条既快乐又艰辛的路。
A：你所说的阻力就是当时求学的艰难？
Z：是在被限制的条件下拿起了画笔，所以给我后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要追求艺术就必须去打破很多东西的限制，这种印象其实就是从我开始学习时就有了，但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不久前在整理自己的思路时。
A：你考上川美附中是哪一年？
Z：1980年。当时附中刚开始招生不久，我那届是文革后的第三届。那会儿学生很少，上学学校发生活费，包括买颜料也有专门的费用给你，那时上学还是很舒服。
A：附中阶段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Z：在附中挺平静的，没有什么好玩的，好玩就是能画画，但是倒看了很多书。到了三四年级，我基本就是带两本书在茶馆里呆着，每天基本都在看书。82年我看美术杂志，有个展览信息，就是卢浮宫的藏画展，当时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我就跟我们班一个同学商量一起去北京看这个展览。我那个同学当时有个亲戚在西单，我们去找他亲戚。那时候西单附近绿树林荫，也刚好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天很蓝，给人感觉非常舒服。这件事改变了我想上大学的地点，并第一次感受到北京首都的那种巨大吸引力。
A：所以决定以后要来北京发展？
Z：当时我就决心一定要考到北京来。本来是准备考中央美院的，但那会儿必须到北京考，我们那边不设考点，这就很麻烦，跑过来考试成本太高了。后来刚好中央工艺美院（清华美院）在贵阳招生，我就考了那里。
A：当时好考吗？
Z：还可以，我的运气比较好。
A：考到北京之后就一直在这里了？
Z：差不多吧。在北京已经生活了25年，比我的出生地要长。
A：在工艺美院学习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没考中央美院比较可惜？
Z：当时工艺美院差不多是三个老师带一个学生，三比一的配置比例。那些老教授受文革影响也都是十来年没上课了，所以他们都想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全部告诉学生。你所得到的其实很多是人生领悟，而不只是怎样去做一个作品。学校的氛围也很好， 所以进了工艺美院之后我的整个思想就开始变化了。后来我回头看，觉得自己选择的学校也没有错，因为你如果真的上了美院，无非也跟在附中差不多，每天画些石膏和人体，基本还是苏派的路线。但是在工艺美院有很多课是培养你的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比如有门课叫“想象构成”，就很有意思，让你把自己对事物的主观感受释放出来，这种思维方式和当代艺术在本质上有一种相通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的创作。
（工作室-向往未来的生命）
A：你的第一件行为艺术作品“和平之桥”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Z；那是大学二年级，正是八五躁动期，把自己关在屋里两个月就完成了，我当时有个想法，就是一件作品为什么必须放在空间里？可不可以打破这个空间，让它在空间外完成？在时间、地域、不同的语言背景下完成，我这个作品设定的内容就是“世界山河图”，把它分段裁开、保留，既然是山河，联想到我们传统的“江山社稷”这种说法，就觉得应该是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手上才应该有这个东西。于是就把它们寄给各个国家的元首。
A：这件作品尺寸有多大？
Z：它是一个长卷，有五十多米，内容实际上画的是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地图，是用我们传统的白描加青绿山水的手法画的。
A：现在这个作品还在你手上吗？
Z：寄回来的那些部分还在。像当时西德的总统，奥地利的总统等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还真都签名给我寄回来了。
A：当时居然真能寄到他们手上，挺不容易的。
Z：有些事情想起来很难，真的做起来其实并不难。
A：寄回到你手里的那些签过字的部分你当时准备怎么处理？
Z：我当时想的是如果寄回来的比较多的话就把它们捐出去，给相关机构收藏。但最后真正收回的数量太少，捐的想法就放弃了，最后一直在自己手上。我后来其实也有过再重新做一遍的想法，也许结果会很不一样。
A：那应该很有意思。
Z：也许吧。
A：这件作品的影响在当时看来有哪些？
Z：第一，我的老师认为我是不安分的学生；第二，我的同学认为我很怪；第三，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艺术，我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边缘。
A：从工艺美院毕业是哪一年？
Z：1988年。然后我就被分配到了广东的汕头大学当老师。因为那是个新的学校，当时课很少，有课我就去上一下。因为还是想在北京，就又跑过来，去了圆明园。
A：你应该是比较早去圆明园的艺术家吧？
Z： 我算去的早的，那时候人还不多。像华庆、张大力、牟森、王德仁、康木等几个陆续过去的，后来是经常在一起的。我们是真正住在圆明园公园里面的，一个大院子，有六间房，一个月租金是50块钱。
A：刚去广东就跑回来了？
Z：直接原因其实是为了89年中国美术馆的那个展览，回来提前做准备。
A：最先想到的就是做行为作品吗？
Z：一开始就想做行为。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社会背景，就是大家普遍比较压抑。美术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的突破口，因为图像的方式相对于语言更直接，大家更容易接受。另外整个80年代的高校里面，人们的思想是在一个启蒙的状态，很多人的意识开始超前，至少文化界是这样在往前走。那么你如何找到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考虑的问题。我上附中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画挂到中国美术馆展出，结果我大一的时候正好是全国青年美展，然后我画的一张画就参展了。当时很激动，展览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去馆里看一看（笑）。
A：画的内容是什么？
Z：跟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系，内容比较有哲学意味。画了一个女人体，还画了一个打坐的和尚。就是一边物欲一边精神的对照，风格偏表现。
A：这肯定跟你读的那些书有很大关系，当时大家都在读萨特，研究存在主义的东西。
Z：对，灵与肉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