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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会客室系列”之:王劲松 (上)

/艺术仓库/艺术仓库 2010-02-08

艺术仓库“VIP会客室系列之:王劲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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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王劲松
 
 
王劲松的工作室远离北京热闹的艺术区域,他的生活虽然称不上深居简出,但相对于很多不停穿梭于各种秀场的明星艺术家,王劲松具有某种隐士的风度。涉足当代艺术领域二十多年来,王劲松的艺术实践从实验水墨、油画,到观念摄影、行为、装置,甚至设计发明,无所不包,可以说像达·芬奇一样充满无限的创作活力。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居上的点滴细节无不体现出其对生活品质的独特追求。
 
时间:20091214日下午
地点:王劲松在北京通州小周易村的工作室
采编:H4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W代表王劲松)
                                                                              
 
A:您最近的一个展览是在对画空间和李继开一起的双个展吧?
 
W:对,那个展览展出的都是一些过渡时期的彩墨作品。我去年在国外有三个展览计划,都是摄影展,但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都取消了。今年我主要参加了几个群展,对画空间的那个展览也是临时计划的一个展览。
 
A:那是一个双人展,除了您还有李继开,在展览之前你们相互认识吗?
 
W:不认识,但都知道对方。策展人的策展理念是希望在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和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之间构建一个对话的机会。但事实上可能是对不上的(笑)。
 
A:您是黑龙江人?
 
W:对,黑龙江绥棱县。
 
A:学画也是小时候很早开始的吧?
 
W:好像是从小学五年级吧。当时学画也是和那会儿的政治运动有关的,比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等等。当时我们县里的文化馆总是有一些政治活动,所以就常从学校里抽调一些稍微懂点美术的人,到文化馆出大字报、黑板报之类的宣传材料。我起初就是帮着做这方面的事,但是一开始并没正式学过画画,后来才进了文化馆办的一个学习班,从那个班上才正式开始接受所谓专业的绘画教育。陆陆续续学了三年,后来我就考中专走了,上了一个师范学校,美术方向的。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我上了两年中专,正规学了点美术专业课,从那时开始才算正式进入艺术大门。
 
A:中专毕业之后没有参加高考吗?
 
W:毕业之后先工作了三年。都是做设计方面的工作,在机关里,或者当老师,跟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平时主要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在文化馆和一帮年轻人一起搞创作,参加一些省里或地方的美展,另外我们那几个人也自己联合做过展览。1983年我才从地方考到了杭州的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的中国画系。
 
A:您当时主攻的是大写意人物方向?
 
W:那是到三年级下学期才细分的。当时和我同班的有王晋,我们下一届的有卢杰,大家都是同一个专业。
 
A:在校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当代艺术了吗?因为你们是个相对传统的专业嘛。
 
W:虽然主要精力放在钻研水墨方面,但也在注意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信息,因为当时社会上大的文化趋势是偏向于西方的当代文化思潮,有大量的书籍文献从国外引入进来。后来1987年从浙美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北京教育学院。来北京的时候等于谁也不认识,所以基本上是自己在学校搞教学,很少出去。等到89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有很多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来到北京,从那时开始我才逐渐认识一些在北京的艺术家。到1990年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连续组织了两个展览,第一次是三个人,第二次是跟宋永红我们两个合作的展览。当时以栗宪庭为首的一些批评家开始关注我们,大家组织讨论会气氛也很热烈。1991年的时候我和宋永红参加了“新生代”的展览,92年的时候是张颂仁策划的“后89”大展,然后是在德国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展”。
 
A:那个时期你的作品主要是什么类型?
 
W:从89年开始我一直画油画。毕业之后有一个过渡阶段是画彩墨。画彩墨有一些技术问题,就是纸经常会坏,于是我就开始在布上画。刚开始画油画的时候其实是很蹩脚的,因为并没有真正学过油画,虽然也做过些习作,但毕竟没有专门学过。所以我画油画基本还是按照画水墨的方式去做的。92年秋天广州双年展,我的油画作品得了一个奖,所以也算成功“混”进油画队伍里了(笑)。
 
A:后来一个阶段为什么又停止油画创作了?
 
W:那是在德国的中国前卫艺术大展之后,我利用那个机会在欧洲转了一大圈,回国之后就把油画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好几年。可能是出去看东西太多,接受外界刺激,把脑袋弄乱了,回来觉得什么都可以做(笑)。所以就开始尝试架上之外的其他创作形式,装置、行为、摄影都想试试。其实那个时候行为做得满热烈的,觉得很过瘾,但是后来出了件事,就没有一直做下去,因为做行为需要很多合作者,中间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深入不进去。倒是摄影陆陆续续一直做了下来,因为它完全可以自己操作,比较好把握,跟画画有点儿像。所以95年底就完成了《标准家庭》,参加了96年初的一个展览,叫“大众样板”,是栗宪庭主持的,在万寿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记得当时印请柬花了两百块钱,那都觉得经费紧张。
 
A:《标准家庭》是你的第一件摄影作品?
 
W:对,但当时也没有认真去想它到底算不算摄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类似这样的图片性质的作品出现。当时流行的摄影概念基本都是纪实摄影、新闻摄影那些类型,缺乏这种观念性很强的东西。所以这件作品出现之后还是引起了很多关注。
 
A:这种关注除了观念和形式的因素,跟内容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拍摄200个家庭,工作难度应该是很大的吧?
 
W:当时涉及个人隐私的东西很少有人做,其实我开始是想做一个系列的,除了《标准家庭》还想做《单身家庭》、《混血家庭》,但是因为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其他的调查就没做。而《标准家庭》之所以能做出来,而且比较顺利,是得到我同事吕鹏的太太赵雪春的鼎力帮助下逐步实现的,她当时在一所学校教一帮孩子美术课。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做了份文件发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给家长看。在这个文件的表格上我写明了是要做一个艺术作品,希望家长给与理解和支持,如果同意就请在文件上签个字。我跟他们说等照片印出来会给这些孩子每人家一幅,小孩可以按着照片画画。其实总体上还是含含糊糊的,但家长都签名同意了。因为即使告诉他们是要做成图片参加展览,他们也不大会明白。
 
A:具体拍摄过程是怎样的?你去每个学生家里拍的吗?
 
W:那倒不是。因为每周六和周日家长都会带孩子来上课,我就在学校里的一个地方用块红布做背景,赶上一家人都在的时候,就让他们过来拍一下。一共拍了半年左右。
 
A:据说这个作品出来之后有很多搞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去找过你。
 
W:对,那个时候主要是一些北大和社科院的人来问过我。聊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一直做独生子女家庭方面的研究,写论文,做汇报,但是长期没有引起关注。我拍的这个作品如果只是其中的一两张可能并没有什么效果,觉得很平常,但是这么多家庭的放到一起展示,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些人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的理论研究提供直观的视觉显现途径的窗口,当然很兴奋。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想的那么复杂,我感兴趣的是:按这种家庭结构发展下去,再过些年,可能我们现在所习惯的很多家庭称谓,比如姑姑、叔叔、舅舅、姨妈等等就都不存在了,中国人那种几千年来靠血缘建立起来的家族概念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和淡漠了。原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可能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一个祖先在最顶端,下面是一大群儿女子孙,感觉很稳固。但是现在的结构是反过来的,一个孩子最小,在最下面,上面是长辈和老人,一大帮子,所有的大人都是在围绕一个小孩转的,形成一个倒三角形,给人感觉很不稳定,摇摇欲坠。
 
A:《标准家庭》之后的作品是哪个?
 
W:《双亲》,是关于老年夫妇的。他们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年人,都有子女,但是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生活。也是反应了一种中国当前的社会家庭结构的样式。
 
A:这件作品的图片看上去都是有背景的。
 
W:是的,因为都是去不同家庭里现场拍的。但是我在去拍之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了些布置。当时我住的南小街有个大杂院,里面的邻居有各种身份,我就挑了些有代表性的进行了拍摄。图片看上去都是一片祥和的家庭氛围,但是我觉得在这种表面的气氛背后有一种很心酸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里养儿是为了防老,但是这些老人是没办法和自己的儿女生活在一起的,客观上还是要依靠自己去生活,既想念孩子又没办法说。
 
A:这个题材跟您本人的家庭背景有关吗?您家里是几个孩子?
 
W:我们家一共5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3个妹妹和1个弟弟。
 
A:那老人现在应该很享福了。
 
W:现在是享福了,1992年我就把他们接到北京了。但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没少受罪,条件不好养这么多孩子很不容易。像我们家兄妹5个都从老家的县城里考出来了,几个孩子都上学,你可以想象当时老人身上的压力。还好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还能从国家拿到些钱,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家里每个月寄来10块钱就够用了。但等我二妹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交学费了,家里一下紧张了好多年。现在大家都过得很不错了,他们有当校长的,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都是党员,只有我是个搞艺术的。
 
 
A:您最近的一个展览是在对画空间和李继开一起的双个展吧?
 
W:对,那个展览展出的都是一些过渡时期的彩墨作品。我去年在国外有三个展览计划,都是摄影展,但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都取消了。今年我主要参加了几个群展,对画空间的那个展览也是临时计划的一个展览。
 
A:那是一个双人展,除了您还有李继开,在展览之前你们相互认识吗?
 
W:不认识,但都知道对方。策展人的策展理念是希望在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和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之间构建一个对话的机会。但事实上可能是对不上的(笑)。
 
A:您是黑龙江人?
 
W:对,黑龙江绥棱县。
 
A:学画也是小时候很早开始的吧?
 
W:好像是从小学五年级吧。当时学画也是和那会儿的政治运动有关的,比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等等。当时我们县里的文化馆总是有一些政治活动,所以就常从学校里抽调一些稍微懂点美术的人,到文化馆出大字报、黑板报之类的宣传材料。我起初就是帮着做这方面的事,但是一开始并没正式学过画画,后来才进了文化馆办的一个学习班,从那个班上才正式开始接受所谓专业的绘画教育。陆陆续续学了三年,后来我就考中专走了,上了一个师范学校,美术方向的。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我上了两年中专,正规学了点美术专业课,从那时开始才算正式进入艺术大门。
 
A:中专毕业之后没有参加高考吗?
 
W:毕业之后先工作了三年。都是做设计方面的工作,在机关里,或者当老师,跟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平时主要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在文化馆和一帮年轻人一起搞创作,参加一些省里或地方的美展,另外我们那几个人也自己联合做过展览。1983年我才从地方考到了杭州的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的中国画系。
 
A:您当时主攻的是大写意人物方向?
 
W:那是到三年级下学期才细分的。当时和我同班的有王晋,我们下一届的有卢杰,大家都是同一个专业。
 
A:在校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当代艺术了吗?因为你们是个相对传统的专业嘛。
 
W:虽然主要精力放在钻研水墨方面,但也在注意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信息,因为当时社会上大的文化趋势是偏向于西方的当代文化思潮,有大量的书籍文献从国外引入进来。后来1987年从浙美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北京教育学院。来北京的时候等于谁也不认识,所以基本上是自己在学校搞教学,很少出去。等到89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有很多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来到北京,从那时开始我才逐渐认识一些在北京的艺术家。到1990年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连续组织了两个展览,第一次是三个人,第二次是跟宋永红我们两个合作的展览。当时以栗宪庭为首的一些批评家开始关注我们,大家组织讨论会气氛也很热烈。1991年的时候我和宋永红参加了“新生代”的展览,92年的时候是张颂仁策划的“后89”大展,然后是在德国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展”。
 
A:那个时期你的作品主要是什么类型?
 
W:从89年开始我一直画油画。毕业之后有一个过渡阶段是画彩墨。画彩墨有一些技术问题,就是纸经常会坏,于是我就开始在布上画。刚开始画油画的时候其实是很蹩脚的,因为并没有真正学过油画,虽然也做过些习作,但毕竟没有专门学过。所以我画油画基本还是按照画水墨的方式去做的。92年秋天广州双年展,我的油画作品得了一个奖,所以也算成功“混”进油画队伍里了(笑)。
 
A:后来一个阶段为什么又停止油画创作了?
 
W:那是在德国的中国前卫艺术大展之后,我利用那个机会在欧洲转了一大圈,回国之后就把油画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好几年。可能是出去看东西太多,接受外界刺激,把脑袋弄乱了,回来觉得什么都可以做(笑)。所以就开始尝试架上之外的其他创作形式,装置、行为、摄影都想试试。其实那个时候行为做得满热烈的,觉得很过瘾,但是后来出了件事,就没有一直做下去,因为做行为需要很多合作者,中间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深入不进去。倒是摄影陆陆续续一直做了下来,因为它完全可以自己操作,比较好把握,跟画画有点儿像。所以95年底就完成了《标准家庭》,参加了96年初的一个展览,叫“大众样板”,是栗宪庭主持的,在万寿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记得当时印请柬花了两百块钱,那都觉得经费紧张。
 
A:《标准家庭》是你的第一件摄影作品?
 
W:对,但当时也没有认真去想它到底算不算摄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类似这样的图片性质的作品出现。当时流行的摄影概念基本都是纪实摄影、新闻摄影那些类型,缺乏这种观念性很强的东西。所以这件作品出现之后还是引起了很多关注。
 
A:这种关注除了观念和形式的因素,跟内容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拍摄200个家庭,工作难度应该是很大的吧?
 
W:当时涉及个人隐私的东西很少有人做,其实我开始是想做一个系列的,除了《标准家庭》还想做《单身家庭》、《混血家庭》,但是因为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其他的调查就没做。而《标准家庭》之所以能做出来,而且比较顺利,是得到我同事吕鹏的太太赵雪春的鼎力帮助下逐步实现的,她当时在一所学校教一帮孩子美术课。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做了份文件发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给家长看。在这个文件的表格上我写明了是要做一个艺术作品,希望家长给与理解和支持,如果同意就请在文件上签个字。我跟他们说等照片印出来会给这些孩子每人家一幅,小孩可以按着照片画画。其实总体上还是含含糊糊的,但家长都签名同意了。因为即使告诉他们是要做成图片参加展览,他们也不大会明白。
 
A:具体拍摄过程是怎样的?你去每个学生家里拍的吗?
 
W:那倒不是。因为每周六和周日家长都会带孩子来上课,我就在学校里的一个地方用块红布做背景,赶上一家人都在的时候,就让他们过来拍一下。一共拍了半年左右。
 
A:据说这个作品出来之后有很多搞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去找过你。
 
W:对,那个时候主要是一些北大和社科院的人来问过我。聊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一直做独生子女家庭方面的研究,写论文,做汇报,但是长期没有引起关注。我拍的这个作品如果只是其中的一两张可能并没有什么效果,觉得很平常,但是这么多家庭的放到一起展示,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些人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的理论研究提供直观的视觉显现途径的窗口,当然很兴奋。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想的那么复杂,我感兴趣的是:按这种家庭结构发展下去,再过些年,可能我们现在所习惯的很多家庭称谓,比如姑姑、叔叔、舅舅、姨妈等等就都不存在了,中国人那种几千年来靠血缘建立起来的家族概念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和淡漠了。原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可能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一个祖先在最顶端,下面是一大群儿女子孙,感觉很稳固。但是现在的结构是反过来的,一个孩子最小,在最下面,上面是长辈和老人,一大帮子,所有的大人都是在围绕一个小孩转的,形成一个倒三角形,给人感觉很不稳定,摇摇欲坠。
 
A:《标准家庭》之后的作品是哪个?
 
W:《双亲》,是关于老年夫妇的。他们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年人,都有子女,但是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生活。也是反应了一种中国当前的社会家庭结构的样式。
 
A:这件作品的图片看上去都是有背景的。
 
W:是的,因为都是去不同家庭里现场拍的。但是我在去拍之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了些布置。当时我住的南小街有个大杂院,里面的邻居有各种身份,我就挑了些有代表性的进行了拍摄。图片看上去都是一片祥和的家庭氛围,但是我觉得在这种表面的气氛背后有一种很心酸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里养儿是为了防老,但是这些老人是没办法和自己的儿女生活在一起的,客观上还是要依靠自己去生活,既想念孩子又没办法说。
 
A:这个题材跟您本人的家庭背景有关吗?您家里是几个孩子?
 
W:我们家一共5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3个妹妹和1个弟弟。
 
A:那老人现在应该很享福了。
 
W:现在是享福了,1992年我就把他们接到北京了。但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没少受罪,条件不好养这么多孩子很不容易。像我们家兄妹5个都从老家的县城里考出来了,几个孩子都上学,你可以想象当时老人身上的压力。还好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还能从国家拿到些钱,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家里每个月寄来10块钱就够用了。但等我二妹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交学费了,家里一下紧张了好多年。现在大家都过得很不错了,他们有当校长的,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都是党员,只有我是个搞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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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劲松整齐而干净的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