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会客室系列”之：喻红 (下)
文/艺术仓库 H4/艺术仓库 2010-03-23
艺术仓库“VIP会客室系列”之：喻红 (下)
布展中的喻红
布展中的喻红
时间：2009年12月17日晚
地点：阳光上东梵思咖啡厅
采编：H4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Y代表喻红)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Y代表喻红)
A：您和刘小东都是从事绘画创作的知名艺术家，作为夫妻和同行，你们相互之间都有哪些影响？
Y：我们俩从附中就是同学，大学还是同学，后来毕业又都在美院工作，等于从十几岁一直到现在，肯定是有很多相互认同的地方，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础。所以说到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但具体说有哪些，可能又说不清楚。
A：单纯从作品的角度看，你们早期的作品好像有一点儿相似之处。
Y：我还听有人说是早期的不像，后来越来越像了……我自己已经不能判断了（笑）。我们平时有创作想法的时候也会聊一聊，讨论一下，但主要还是各干各的。
A：有没有在艺术上发生过争执？
Y：在生活上偶尔会有，但是为艺术创作从来没有过。因为在艺术上谁也不可能左右对方的想法。
A：你们俩前段时间还给敦煌的272号石窟捐了一笔保护款，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Y：这也是一个机缘。在我们上附中的时候，敦煌艺术研究院刚好有一批工作人员在美院进行委培，上课地点是附中。这些人虽然跟我们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同学，但大家几年在一起关系都不错。后来他们一毕业都回敦煌搞壁画的临摹保护去了。因为距离比较远，很多人十几年都再没见过面。直到前些时候因为跟王小帅拍广东美术馆个展的纪录片，要去敦煌拍外景，这才有机会跟许多人见到。他们很热情地带我们参观各个洞窟。为什么会想到捐助呢？其实之前跟本就不知道有私人捐助这回事儿，直到参观的时候看到有的洞窟门前写着某某人为洞窟的保护工作捐了多少钱，这才知道可以接受私人捐助。而且这些私人捐助基本都来自日本和香港。我当时就产生了捐助的意愿。然后向他们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包括不同大小的石窟所需的具体费用。那些大型石窟的保护费用还是相当高的，修复周期也很长。结合个人的情况综合考虑，我最后要求他们帮我找一个早期的小型石窟，后来就选定了272号窟。这个石窟属于北凉时期，应该属于敦煌最早的几个窟之一。里面的壁画非常精彩，风格奔放，佛教形象刚从西域传进来时间不久，还没有完全汉化的一种感觉。今年暑期我才真正进到这个窟里，之前一直在商量这事，包括刘小东也很支持我。其实这样做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出于对敦煌这一古代艺术宝库发自内心的热爱，另一个原因也是想对那些一直坚守在那里的老同学表达一种敬意。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真的很清苦，临摩一个洞窟有的需要几年时间，天天对着墙壁，洞里很阴冷，夏天也要披着大衣……对比我们这些都市人的状态，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自己很惭愧。
喻红作品——《背影》
A：说到对传统的热爱，您怎样看待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命题？
Y：中国从五四之后的趋势是自己的传统越来越弱，吸收西方的东西越来越多，可以说是一个几乎全盘西化的过程。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在跟西方进行着交流，从印度、从西域，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是非常自信的，很多外来文化，比如佛教，一路传过来就被汉化了。但是现在感觉是反过来了，一直在不停地被西化着。我9月份带学生出去考察又去了敦煌，包括麦积山、西安、洛阳、郑州、安阳等一些地区，这样一路下来心里感触很多，尤其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坚实。我带的学生都是三年级的，在去之前他们对传统的东西大多没什么兴趣，平时喜欢看的都是进口画册或者时尚杂志。但几个地方走下来，他们还是有了一定的变化，看进去之后发现这些传统的东西比他们以前想象的要精彩和有力量的多。回到学校之后，我给他们布置的一项作业，是创作一件跟这次考察有关的作品。这个作业其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有一个学生的作品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她去敦煌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很多壁画是不同年代重叠在一起的，一层壁画下面往往还压着另一层。有的表层脱落之后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她的作品就从敦煌壁画的这个特点引申出来，自己用玻璃钢翻制了一面墙壁，然后在墙壁上画了好几层画，最下面是一幅古代的作品，上面是越来越当代的，虽然做得还比较粗糙，但我觉得观念很好，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A：平时喜欢拍照吧？看您的博客基本是由图片组成的。
Y：对。平时我包里一般都带两个相机，但都是傻瓜的（笑）。见到什么自己感兴趣的就随手拍下来，我喜欢这种视觉记录的方式。自己一般很少写东西，图片作为一种记录我觉得比文字更为直接生动。
A：我们知道您平时的一种创作方式可能更多是会参考一些图片和照片，但有的艺术家可能更喜欢写生，比如刘小东。从创作的角度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Y：还是很不一样的。写生的创作方式需要面对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的把握，尤其是野外写生。我现在写生很少了，参考图片目前比较符合我的创作需要，因为我的绘画内容很多是转瞬即逝和突发性的场景，一些生活中非常真实自然的瞬间，对景写生不大现实，也出不来效果。而且写生的方式也太奢侈了（笑）。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因人而异吧，还是看个人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说哪种更好。参考图片创作也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拍摄时的技术、角度、光线、构图等都会对你的创作构成一定影响，有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有很多无奈的东西。现在用参考照片的方式画画的人很多，有的人想追求的就是一种照片感。但我还是想达到一种真实的写实效果，照片只是一个中间的媒介。
A：很多批评家在谈到您的创作时都会多少谈到一些与女性主义有关的话题，但您本人好像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Y：因为我不太喜欢女性主义这样的词汇。我觉得什么东西如果上升到“主义”的层面，那问题就很严重了，要抛头颅、洒热血啦（笑）。需要真正上升到某个阶段才行，是相当严肃和重大的事情。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到那个程度了，而且那也不是我追求的方向。但是我不否认自己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女性特有的一种视角，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不是刻意表现。
A：平时都有哪些业余爱好？
Y：以前有爱好，现在觉得爱好太奢侈了。因为我平时要在美院教书，课务很重，其他时间要自己搞创作，还有孩子和家庭上的很多事，所以想有点其他的业余爱好也顾不上。尤其我觉得画画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消耗时间精力的事儿，我常常拿起画笔不知不觉一抬头天就黑了，都没什么时间概念。
A：很多画家平时都喜欢听音乐，您应该也听吧，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爱好。
Y：音乐倒是常听，但属于很随意的听法，能听什么听什么。所以风格上很杂，除了那种节奏特别强烈的电子乐和重金属，其他都还好。画画的时候也会放一些，但基本都是我女儿平时听的（笑）。我们家的CD一般都是她负责去买，买回来放在车里或画室，想听的时候播一下。我自己很少主动更换CD，总是习惯性地听下去，顾不上去换，都是刘娃听腻了才去换的。
A：您“触电”也挺早的，从《冬春的日子》到最新的纪录片，参加拍摄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Y：两部片子的导演都是王小帅，他是我和刘小东附中时的同学，特别好的朋友。最近新拍的纪录片主要是日常生活的记录，不像故事片有很多要求，所以拍起来比较轻松。我不是专业演员，其实不会表演。拍《冬春的日子》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本色演出，因为整个故事除了结局，基本都是和我们当时的生活一致的。当初小帅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一直想拍一个自己的片子，如果按当时的现实情况，他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有机会和资格拍，后来他就自己找了一点投资，也不可能去找明星去演，所以就找到了我们俩儿。这个电影当时只有一个大的故事梗概，事先也没有很具体的台词，很多是需要现场找感觉发挥的。我和刘小东开始觉得还挺好玩，但后来发现拍电影真是很苦的一件事，中间刘小东有好几次都想放弃不拍了，因为太麻烦，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好多遍，我们平时还要上班，只能利用每周末的一天时间拍，弄得非常疲惫。最后前前后后拍了半年多才完成，而且当时也没条件做同期录音，上面的声音都是后来找专业演员配进去的。等电影出来之后自己一看，感觉跟现实差别还挺大的，因为当时自己觉得生活还挺好，可一旦拍成影像放出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才发现怎么过得那么苦啊（笑）。住的房子黑洞洞，屋里乱七八糟的……
A：平时上街购物多吗？
Y：买菜算吗？（笑）平时也去超市或者商场。但很少专门去为买什么东西而逛街，也是因为时间问题。我大部分逛店都是因为需要陪朋友，比如一些国外的朋友来北京，总希望我能陪他们逛逛，买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A：经济危机之后的艺术市场肯定比之前要差很多，您怎样看待当前的市场情况？
Y：好与坏都是相对的，现在大家都觉得没前两年市场好，但是跟十年前比肯定还是要好很多。(笑)有些变化是需要的，不然中国的艺术市场不可能健康发展。
A：您目前合作的画廊或艺术机构有哪些？
Y：主要是长征空间，还有台湾的诚品画廊。因为我平时画画比较慢，创作周期长，所以作品产量不会很多。这两家已经够我忙活了（笑）。
喻红作品——《蜕变》
A：为什么会选择这两家机构合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标准?
Y：因为我跟长征的卢杰认识时间很长了，关系很好，但一直没有合作机会。后来2006年跟姜杰在长征空间举办了一次展览，整个过程很愉快，从那时才开始真正合作的。我觉得长征空间是一家非常专业的机构，整个团队都很敬业。而与诚品的合作要比长征早一些，他们后来做了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就是举办了一次“目击成长”的展览。之前我告诉他们这个系列的作品是不做销售的，但是他们说就是要做一个不卖画的展览，而且是用当时刚租下来的新场地。我觉得在台湾那样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地方，他们作为一家画廊能这样做真的很值得尊敬。另外自己心里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我就主动提出拿一些丝绸上的作品让他们在旧的空间展览，可以做一些销售上的补偿。总体来说我一般不会主动去找画廊合作，在这方面还是挺慎重。我比较害怕跟一些新办起来的画廊合作，专业性和经验是一方面，另外也因为他们在商业上常常过于积极，可能会接连不断地让你做展览，不太符合我的创作节奏。
A：您对自己销售出去的作品去向上有把握吗？
Y：大部分作品销售出去之后我就不知道去向了。有个别的可能会在某些藏家那里或拍卖会上看到。
A：今后一段时间在创作上有什么具体打算？
Y：可能还会画一些与传统的经典作品有关联的作品。我不是很喜欢做具体计划，只要有兴趣就画下去。像“目击成长”那样的作品也都不是事前计划出来的，还是看生活吧。
A：平时在美院的教学工作是怎样一种状态？
Y：教学工作很繁重，跟我们上学的时候比有很大差别。首先从学生数量上来说，我上学的那届只有5个学生，两届加一起总共也才10个学生，大家在一个工作室上课，有人开玩笑说当时的老师比学生多。但现在一个工作室就是几十人，一个教室只能装十几个学生，所以要走好几个教室，平均一次课下来每个学生只能讲两分钟。现在的学生比我们上学时要见多识广的多，也都很有活力，但现在有很多人读艺术专业是因为升学和就业的需要。我觉得做这个行业还是要喜欢才行，画画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如果不喜欢很难坚持下去。
A：从您1980年进入附中学习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在中央美院这个系统里学习工作了3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您目睹了美院的各种变迁。那么您如何看待学院这个体系？
Y：我对美院肯定是有很深感情的。虽然她可能面临着自身的很多问题，有她保守的一面。比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院可能还是当时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锋意识汇集的地方，但现在她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脱离当代艺术的内在语境。当然她也在调整，也在不断努力吸纳和改进，但她毕竟是一个体制内的产物，长期延续下来有很多实际的困难。不过我认为美院有一点是我始终欣赏的，她可能不激进、不时尚，但是她有自尊。我觉得很多所谓的当代和前卫已经失去了艺术应有的尊严，这是很可悲的。
A：中央美院这些年也先后经历了从王府井到二厂，再到花家地的一个过程，学生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Y：变化挺大的。我上学的时候因为刚刚开放，大家对艺术学习都持一种很新鲜很兴奋的状态，后来搬到二厂的时候，我觉得学生整个的状态比较涣散，因为当时二厂相对于之前的王府井也算荒郊野外了，学生心里普遍感到失落和茫然，有时候老师去上课，发现教室里只有模特在，学生都不知道上哪里去了。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有个原因是当时刚刚兴起办美术高考辅导班，很多学生都“下海”赚钱去了。但是现在考前的教育市场已经相对规范化，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条件办班了，而且搬到花家地之后，周边的望京、798、草场地这些地方都逐渐开始成为当代艺术的聚集区，所以学生又开始回归到学院的教育体制内，我发现他们现在上课普遍都很用功。每一届都有专业非常好的学生，我觉得这种结构有点像金字塔，每一年成绩好的就那么多，扩招之后等于把“金字塔”底下的基础壮大了，但上面不可能非常多。当然这些画的好的学生今后到社会上能不能出来，成为优秀的艺术家是另一回事。每个人面临的机遇和选择都不一样。不过他们现在的机会比我们那会儿可多多了，学生也很会利用各种展览的契机为自己做宣传推广，有的学生可能刚毕业甚至没毕业就被画廊代理了，作品销售也很好。我喜欢在美院教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能经常跟这些充满活力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很多新鲜的想法和观念常常启发感染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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