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会客室系列”之：宋永红（上）
艺术家宋永红
出生于1966年的宋永红，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和更具活力。他的工作室也相对远离主流的艺术区，和几位艺术家朋友偏居于京郊昌平的某个村镇地界，潜心绘画创作、享受单纯生活。从2000年前后开始，《慰籍之浴》系列让很多刚刚接触当代艺术的观众记住了宋永红的名字，并将那些在孤独中沐浴的人体和充满内在张力的静谧的画面氛围、纯净的色彩体验视作他的艺术标签。但是熟悉早期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人都知道，宋永红的艺术生涯远非始于那些“洗澡的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品就已经大为可观，影响广泛。只是近年来个人创作手法上的显著转变让人看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面貌，这种转变里凝聚着一个艺术青年对外部世界的独特体验；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微妙的心理成长、岁月积淀。
时间：2009年2月24日下午
地点：宋永红在北京昌平的工作室
采编：H4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S代表宋永红)
A：你目前工作室里的这几幅作品都已经完成了吗？
S：对，这些都是准备今年参加展览的。
A：个展吗？
S：群展，基本都是四月份以后开始的。
A：关于你的一些采访和文章多少都会谈到童年时的经历，包括与父亲的关系，这些似乎对于你之后的成长道路是影响深远的。
S：小时候的事情其实说得太多了，聊得我现在都没感觉了（笑）。第一次聊还有点儿意思，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觉得没劲了，感觉聊完了。小时候也没什么，就是那点儿事，乱七八糟的。
A：很多资料上都说你是河北人，但你小时候好像在很多地方呆过吧？
S：我出生在河北，祖籍是山西晋南，在山西南部。其实，我在晋南也没呆多久，主要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在那儿，我父亲从那儿走出来的，也是在那儿当的兵，大概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A：然后调去了河北？
S：没有，来北京当的兵，在炮兵部队，二炮。后来经别人介绍，认识了我妈，因为我妈是河北人，我就出生在河北。后来很多人就按我的出生地说我是河北人了，其实不是。
A：后来还在东北呆过？
S：对，呆过一段，因为我父亲当兵嘛，军人都是到处走的，随军家属要跟着。在东北是从三岁以后，一直到小学三年级，1976年才离开。
A：在东北什么地方？
S：吉林集安。那里是中朝边境，紧挨着朝鲜的一个小县城，现在改成了一个县级市，吉林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叫“东北小江南”，挨着鸭绿江边，植被很多，生态环境很好，各种吃的东西也很丰富。但是我们小时候没觉得，总以为在那儿挺惨的，其实现在那里是一个旅游点，很多朝鲜人的祖坟都在吉安。据说将军坟有上千座，全都是朝鲜历朝历代，中国隋朝以前的，年代很久远。
S：你后来经常回去那里看吗？
A：我前几年去了一趟，小时候离开那个地方是小学三年级，也就10岁吧，印象很深。还记得当时在鸭绿江边学游泳，好几次差点淹死……
A：那你现在游泳应该很棒啊。
S：还不错（笑）。
A：能横跨吗？
S：应该没问题。
A：看你介绍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应该是属于比较调皮的孩子。
S：对。小孩儿的可塑性很大，就看怎么教育了。要让他听话没问题，但你不能打他，你越打他，他越逆反。调皮是家长教育方法的问题，因为小孩儿想逃避家长的那种遏制和控制，所以就变成那样一个孩子。其实小孩可塑性多大呀！如果能跟孩子成为朋友，他们都是很乖的，什么事儿都是可以商量的；但如果天天管着他，天天打他，马上逆反心理就出来了，结果恶性循环造成一个印象，这孩子很坏，不听话，其实是家长的问题。小孩有什么错呀？他们的世界观都还没有形成。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了，因为自己有孩子，为人父了。
A：你爸小时候打你真的那么厉害？
S：对，其实我现在都不想说这些了。他经常打我，真的是很粗暴，因为军人在部队很压抑嘛，教育方式普遍简单粗暴，主要以体罚为主。因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准，没有什么商量余地，说一不二，所以对孩子也是这种方式。
A：但你妈负责教育你哥(宋永平)，他就比你幸福多了。
S：对，我哥小的时候比较顺一些，他学习一直很好，所以家长操心操得比较少。而我那时不太爱学习，家长瞎着急，他们越着急，我越不学，结果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动不动就挨顿打，反正一个礼拜总要打几次。
A：那挺惨的。
S：特惨，整个一黑暗时代，想起来就打一顿……根本数不清被打过多少次了。反正小孩犯错肯定是常有的事，但是一有错就挨打应该不是很普遍吧。
A：而且可能会更多地犯错。
S：对，因为越挨打越不自信，越打越自卑，越打越找不着北，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年春节的时候回去，开始质问我爸，以前为什么老打我？！而且不是简单的打，而是特狠那种，一脚就踹过去了，跟踢个狗似的……孩子那么小，连饭桌都还没超过。我不养狗，我想那时候如果家里养狗，狗要犯错，我就踢它，因为我爸踢我。这部分童年的郁闷宣泄不出去，踢树不管用，树不会叫，踢狗才可以，它才有互动，狗一错，就挨踢。
A：可能还是和你爸军人的职业和性格有关。所以你后来长大也经常说起这些，就是因为心里压抑。
S：对。我心里的病已经好了，现在要发现新问题了，不能老沉浸在童年的反刍。这个情结已经过了。要向前看，走出去，展望未来。
A：其实，如果你爸那次没有打你，不是把膑骨打碎了，你还画不了画。
S：也不完全是这样，其实我脑子里一直潜在着想画画的愿望，只是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家长去有意识地发现和引导，其实小的时候蒙蒙胧胧也有印象，还是挺喜欢图画的，喜欢上美术课，而体育课、数学课这些就不喜欢，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兴趣点在哪儿。
A：考上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是哪一年？
S：1984年。
A：之前基本就是自己在画，没上过培训班？
S：所谓的培训班其实是自己组织的，就是几个差不多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画画。其实我哥（宋永平）当时帮了很多忙，他八二年就考上了天津美院，而且他从小就画画，好多东西接触比较早，知道的也多。而我基本上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15岁的时候才有意识地开始画，哥哥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我们学校当时也有美术班，就是那种美术教室，但不完全对外，学生可以偶尔去画一下。但因为我妈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所以我去画画还算比别人方便点。后来几个小朋友一块画，当时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工农兵形象选》，我们就临摹里面那些头像，像早期的侯一民、詹建俊、靳尚谊这些前辈画家早期都画了很多工农兵的形象。另外还有上海美术艺丛，里面介绍一些西方大师的素描，比如门采尔（Adolph Menzel）、尼古拉·菲钦（Nicolai Fechin）等等，印象很深刻。
我最开始上的学校是一个兵工厂的子弟中学，美术班不常开，后来转学去了另外一个学校，也是在我们家附近，是一个市级中学，也有美术班，那时候都不要钱，老师愿意教。我是通过我哥的一个朋友介绍过去的，然后跟老师学，那位老师我印象很深，还记得他姓臧。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不好好画，还是瞎玩，一有空就折腾，爱和同学在一起凑热闹，也没怎么认真学，但是那个氛围我还是很喜欢的，可以给你某种潜在的影响。我们在那混了有个一两年，在学画的时候，也经常被老师撵走，因为不好好画，老师一不在，就开始在教室折腾，以为老师进市里开会去了，没想到老师中间突然又回来，一看我们都在玩，没画画，当场就把我们撵走了，又得托熟人再给介绍回来，经常被撵走，又经常被介绍回去（笑）。
A：你美院考了几年？
S：我实际上从初中三年级学画半年多的时候就开始考了，第一年就考了四川美院。八二年的时候正好川美来招生，是漆器专业，在山西就招两个人。参加初试的人特别多，有两百多人，复试要二十个，我当时居然进了复试，然后心里就张狂起来了，感觉自己马上要上大学了，以前不好好学习，感觉上大学根本没希望，一画画居然有可能上大学，简直是奇迹。但当时毕竟专业和文化课都有差距，最终还是没考上。但是一下给了我一个信号，就是干这个能行，可以继续往前走。有一种边玩边混的感觉，然后就这么过来了，纯粹是画画这件事让你觉得愉快。
后来从那所学校搬出来以后，自己组织了一个流动美术班，大家谁家有空房子，就到谁家里画，画上个把月，这房子不能用了，再找房子，就这么一直弄……从初中三年级，一直到高三毕业那年，差不多四年，每年都参加美院招生考试，知道考不上，就是尝试，积累考场经验，每年都会拿很多准考证，不管是当地学校的，还是中央美院的，中央工艺的，中央戏剧学院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很多学校的准考证都能拿到，然后到最后一年，考上了浙江美院，当时天津美院也能上，但还是就选择了去浙美。那年也考中央美院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央美考得一塌糊涂，专业课都是不及格的。
A：没发挥好？
S：也不是，我觉得因为艺术这东西真的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像做数学题，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演算的公式。但是画就没有，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呢？而且考生的水平悬殊不是很大，你要看一个学生的潜力的话，那是需要有眼光的。考浙美我就觉得特别好，老师觉得你很有潜力，考试发挥得很好，交的试卷他们觉得特别好，还专门给我写了封信，让我好好准备文化课，我一看更有动力了，后来文化课也挺顺的，虽然成绩不是很好，但是过线了，过了三四分，就这样进入浙美学习了。
A：当时就报的版画系？
S：对，当时报的版画系。也是因为我哥他考的是天津美院版画系，所以对版画系学的东西多少有一些了解，比如素描上有什么要求，创作上有什么要求等等，这些都会有一些影响，让你觉得学起来更容易一点。
A：虽然对你浙美期间的学习生活不大了解，但听说你毕业的时候在学校里影响已经很大了。
S：上学这几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快乐的四年，很美好的一个阶段。你确实有一种独立的感觉，虽然在经济上不独立，但是你的行为和整个生活方式是完全独立的，大学对你的限制也比较少，不像上中学的时候限制比较多。大学是很愉快的一个过程。头一年刚入学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学画不是很系统，没有经历过附中或者正经美术班的培训，所以缺乏那些所谓硬的基本功，按当时讲叫野路子出来的。所以只是速写画得还不错，一进了学校以后，就发现不适应了，那些正规的训练，学院里要求的那套东西我都弄不好。入学时本来考的分数很靠前，一年级开学后，一画素描马上就不行了，人家都在排线条，很有耐心地上调子，一画一个礼拜，而我一不留神就画得很黑，画拧把了。
其实我考浙美的时候比较幸运，因为那次画伏尔泰的石膏像正好是个侧面，形抓的很准，然后上一点儿调子就可以了，效果特好。后来，大一的时候，素描考试，系里的老师来视察，包括系主任和各科老师，大家都找那个入学时素描成绩很好的学生，结果找到了一看，画得很差，别提多失望了。整个第一学年都特别惨，感觉无地自容，好像自己画得这么差，跟这么好的学校根本不相称。当时班里面，还有一个女生画得不太好，我和她两个倒数，画得特别差，简直是绝望。很多同学都比我大四五岁，互相之间也没什么可交流的，虽然在一个班里，但感觉像有一个代沟似的，那些比自己大的同学，他们谈话内容还有对事情的理解、判断，你觉得自己根本听不明白，并且感觉好象这个距离无法弥合，所以就懵了。没办法，只能是该上图书馆上图书馆，该睡觉睡觉，自卑也没办法。直到第二年，老师换了才开始有转机。第二年给我们上课的是系里最好的老师，他觉得我不错，说我画的跟其他人都不一样，鼓励我应该按自己的想法画，我学习的热情整个就被带动出来了。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到毕业，就没停止过进步，而且和其他人的距离越拉越远，同学都傻了。尤其是下乡画素描、画速写，我们班同学都是在教室里画得比较多，一出门，画的东西就不行了。后来，一画速写，回来在系里的橱窗做展览，开始国画系的橱窗好多学生都去看，因为国画系的速写画得好，但后来一帮人专门都去看我的速写，从二年级以后这个局面就形成了，马上就感觉找到了自信，很兴奋。我毕业创作的时候作品一展出来，所有人都觉得不错，包括老师，包括各个系的同学。
A：创作做的什么？
S：一套素描，表现校园生活的。
A：毕业后你实际上已经被留校了，为什么选择放弃?
S： 八八年毕业以后，一些老师帮我争取到了一个留校的名额，但是我觉得北京更有吸引力，感觉自己还是要去北京，跟老师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挺不好意思的，但也没办法。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是没错的。
A：来北京还是在学校当了老师？
S：对，在北京设计学院，原来叫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经贸大学后面，中日友好医院附近。我八八年去的，九七年出来的，呆了不到十年。对于我来说当老师的那种处境相当糟糕，无法形容，可以说这些年的老师生涯是相当黑暗的，可以跟童年那段经历相媲美（笑），两段黑暗时期。后来我回头总结了一下，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一半一半，两段黑暗时期和两段美好时期。一半是黑暗，一半光明；一半快乐，一半阴郁。所以有人说，人的一生其实是打了个平手，就是你的痛苦和你的快乐加起来是对等的。这时候我就觉得中国道家的太极图太牛了，这些道理都在里面了。
A：为什么在学校里教学觉得不适应呢，跟年龄有关吗？
S：一是因为年轻，在适应社会上的心理准备不足，你不知道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父母都不在身边，你必须自己摸索着走。另外，就是学校的那种工作状态，个人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少。
A：那你的创作时间都在什么时候？
S：都是下课，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几个人在宿舍里面，空间很小，当时收入又低，刚毕业的时候，一个月基本工资是80块钱，再加上一点课时费最多能拿到一百二三，后来涨到两百来块钱，根本做什么都不可能，只能就地取材，画点儿素描或者小画，就那么过来的。
A：您与王劲松是非常好的朋友，当初在浙美就认识了？
S：对，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但是没那么熟，毕业来北京之后，交往比较多，两个人的状态也差不多，都想努力画画做展览，所以基本上是一拍即合。我们八九、九零年的时候就想做一个联展，最开始有四个人，后来，另外两个人不怎么画了，我们俩不管画得好坏，一直在画，准备了将近两年，当时中央美院附中在三联边上有一个当代美术馆，也就是学校的那个陈列室，我们在那儿做了一个展览，当时一天是二百块钱还是一百块钱左右的场地费，当时根本没钱，就借了别人两千块钱，要印请柬，要付场租，要请人吃饭，还要给媒体钱。两千块钱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钱，你就感觉这钱有人能借给你，你会感谢他一辈子。但是展览做完以后，影响挺好的，但是那时候不像现在，还根本没市场，一张画也没卖出去，虽然自己很希望能卖一张，还还债什么的，但根本不可能，一张都没卖掉。但是一年以后，也就是1992到199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参加了新生代的展览，那个展览影响很大，是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很多人都知道了“北京新生代”。
A：同时期还有什么重要的展览？
S：当时栗宪庭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展览，就是“后89”张颂仁那个展览，几个事儿就加在一起了。张颂仁来了以后，他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实在，就是买作品，因为他毕竟是香港的机构，他们的价值观念跟内地不一样，他要做展览就要买一些作品。
宋永红独具格调的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