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会客室系列”之：宋永红 (下)
时间：2009年2月24日下午
地点：宋永红在北京昌平的工作室
采编：H4
(以下用A代表艺术仓库，S代表宋永红)
A：你2000年之后的艺术变化，是不是跟居住地点的变化也有关系，就是搬到花家地之后。你画洗澡系列之前好像有一段也是挺苦闷的。
S：就说开始画“洗澡”这个系列，其实也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到了九七年以后，我就觉得像《春光的阳光》那种东西已经画着没什么意思了，感觉再这样画下去很没劲，特别烦，但是你又找不到一个突破口，然后就把很多东西拿出来做对比，把自己的东西也整理一下，寻找自己今后的可能性在哪里。就是说当你走下去的时候，你真的很绝望，因为你感觉以前的东西没有意义时，必然要陷入矛盾和挣扎当中。当时跟张晓刚等一些四川的画家经常在一起玩，聊天，互相到工作室看看，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有一次跟晓刚聊天，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碰出了一个火花，他可能说得很不经意，但是一下把我的东西给对接上了。他谈到我应该去尝试一些单纯的题材，不要那么复杂，我还没这么画过，专门针对某个题材创作，就是把复杂的元素单纯化，把它突出出来，这个东西没尝试过，是全新的，不是在一个画面里，什么东西都要去照顾。当你什么都照顾的时候，是一种画法，你很有耐心，很有热情，把大的东西、小的东西，所有细节都做出来，那是一种玩法。全部把细节砍掉，只留主体的部分，又是一种玩法，这个反差挺大的，所以当时画“洗澡”系列的时候特别兴奋，兴奋了大概三四年吧，后来又不行了，又开始萎靡了（笑）。
A：那个阶段画面变化挺大的，好象一下由繁化简了，变得很纯净。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S：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综合以前的两种情况，是繁简之间的一个东西，其实我开始对现场就有一种关照。我们经过了差不多七八年的完全是封闭的个人的一种关照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实，又是一种新鲜的感觉，你突然发现好多年龄比你小很多的画家，都已经出来了，整个社会的场景也发生变化了，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年龄段了，你再反回来看今天的现场，又是什么？那是挺新鲜的，一出一进的一种感觉，需要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去调整，而且你渐渐地适应了一种所谓没有创造力的时候，你怎么应对它，它就是没有创造力，就跟车没油一样，那就找地方加油呗。
A：您最新的这批画，好象从题材上看大都是一些场景或者静物，人物不多，这种类型的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的？
S：2005年就开始了。当时在现在画廊做个展的时候，已经画出来七八张这样的画了。画面上有人，但很少，主要是大环境。
A：等于在画“洗澡”系列的同时，也在画着其他的题材。
S：嗯。后来再画“洗澡”就不太上心了。现在几乎不画了。但是“洗澡”这个系列，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一块。很多人是通过“洗澡”（《慰籍之浴》）这十年认识我的。
A：这个题材画了十年？！
S：差不多，从2000年开始的吧。1999年到2000年过渡的那几天，正好元旦，创作的感觉突然爆发了，如果再不爆发，人就要死了，已经到了底线了。
A：但“洗澡”的题材，好象你更早之前就画过了。
S：对，其实很早，上学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小稿子。
A：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S：我觉得跟当时的心境有关系，你突然觉得当时你整天在外面瞎飞、瞎折腾，你从来没关照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有些事情发生以后，你会突然觉得人特绝望、很崩溃，那会儿正好是父母人生的最后阶段，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经历那种生死离别折磨的感觉，包括98年以后，女儿的出生，在那一刻就纠缠于这些东西，关心最多的是生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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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红楼梯上的书柜
A：看了很多宗教方面的书？
S：对，你突然发现跟你小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会死，一晚上睡不好觉那种感觉不一样了，你会把它当成一个事来想，纠缠你，然后那个图象也是跟当时的心境有关系，应运而生的，所以它有一种感染力，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跟你的内心有一种呼应。
A：您现在信教吗？
S：我不信。我对宗教一直有兴趣，但是我不会成为某种教徒。
A：对哪种宗教有兴趣？
S：应该说对所有宗教都感兴趣。我认为它是文化的一部分，生死事大，它关乎生命的品质，会导致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很大变化。我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很有兴趣。
A：对东方和西方，还有传统和当代这些宏观的问题你怎样理解？
S：这些问题的确很大，大问题很难把控，很难谈，非常难谈。
A：比如从油画材料、媒介这种西方艺术手段的角度……
S：处在今天的这个现场，我觉得现场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学外语呢？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学汉语？为什么每个人做当代艺术的时候不是装置就是摄影，不是摄影就是油画呢？而不是大家都在刻印章，画水墨？因为现场就是这样的，话语权不在这儿，不存在谁一定比谁高，但是人都需要表达嘛，你在现场的时候，哪个东西表达更宽泛一些，就是用哪个东西。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目前西方仍然是主角，这个没办法。但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文化没有高低，中国文化很早就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这种文化还无法转移成全世界都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东西它有一种历史的原因，还有文化上的差异等等，可能跟经济、政治和社会国家的地位都有关系。
A：你对传统还是很感兴趣的。
S：我对传统非常感兴趣。
A：看你工作室的墙上还挂着《兰亭序》。
S：是别人送我的，我看中国的水墨，中国的画论，包括中国美术史都看。很注意哪儿有那种中国藏画的展览，如果有机会肯定会去看。比如说像黄宾虹的展览、齐白石的展览，包括黄胄这些大家，只要是中国画家，好多画家的展览，有机会的话，肯定都会去看，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是跟中国人的一种方式是最贴切的，你怎样把这些潜移默化的文化的营养转化到当代的手段里面，比如说油画这个材料，怎么样把它转换，当然不单是从语言上转换，主要是传达出东方人的一种感觉和特质。
A：这个跟年龄有关吗？年轻的时候你这种认识就很强烈吗？
S：年轻的时候如果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更好了，因为这是绕不开的，因为当一个人有真正的历史观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创造，不是说你今天一味地追最新的东西、最靠前的东西，你就会有创造，你必须了解历史，没有历史观的人，必然创造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不会持久的。
A：能否谈谈这些年您对画廊，对市场的认识，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
S：呵呵，我去年的整体情况还挺好的，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对我来说没有觉得不正常。
A：就是说没受什么影响。
S：没受太大影响。收入肯定是大于支出的嘛（笑）。这个肯定跟头四年没法比，头四年你就是手里没画，别人都会把钱先给你，急着要帐号，先把钱打到帐上，可能收条都不要。一订就是两三张，四五张的，像这种情况，去年是一个都没有了，一般都是过来现场买了。
A：我看你工作室里现在存画不是很多，都卖掉了吧。
S：很大的也卖不掉。好与坏都是相对来说的，如果拿去年跟2000年左右比，那肯定要好多少倍。2000年左右根本没市场，一年卖一张，你做一个展览，一张都卖不掉也是很有可能的。或者说有人说答应买你的东西，两三年把钱给你付清就不错了。但是去年虽然大家都说市场不行了，买画的还是有很多。
A：您平时有哪些固定合作的画廊？
S：我合作比较多的一是香港的汉雅轩，一是现在画廊。
A：最后我们聊点生活的话题吧。看您的桌上总摆着洋酒，威士忌？
S：纯的威士忌，纯的白酒、纯的啤酒都喝点。酒量还行吧，白酒半斤，啤酒一达，洋酒半瓶。起码谁要跟我拼酒的话，肯定是不怵的。
A：苍蝇乐队有什么故事？
S：早就名存实亡了。不过丰江舟还在做，人家都出了七八盘专辑了。我和劲松当初就是有一种热情。丰江舟当初在中国日报那边办画廊的时候就很喜欢音乐，一直在听各种音乐，知道很多国外的乐队，我们是通过他才知道那些乐队方面的东西的，王劲松买的一个高级音响，也被我们疯狂翻录磁带翻坏了。
A：你们当时不是还彩排过几次吗？
S：从来没彩排过。当时觉得光听不过瘾，大家都很想做一个自己的乐队，感觉朋克音乐很好，二十几岁，非常喜欢“性手枪”。感觉实施也比较容易，吉他有三个合弦搞定，鼓也是很简单的节奏，贝司跟着鼓点走就行了，吉他和弦之外再加一个效果器就可以唱啦。
A：你当时是乐队的什么角色？
S：吉他呀。
A：听劲松说你们后来还因为争主唱闹过。
S：对，有一天晚上，大家谈得特兴奋的时候，出去喝酒了。当时在中日友好医院河边的土城那儿有两排大排挡，我们在那儿吃饭喝酒，就开始讨论各自在乐队的身份问题。首先确定了鼓手是劲松，然后贝司是谁，键盘是谁，主唱是谁，讨论了半天。后来大家都喝多了，开始说卖画的事，后来颜磊就跟劲松先纠缠起来了，往土城河边走，在那儿真打起来了。后来我也过去，都喝多了嘛，我过去就拽着颜磊把他拽开了，当时刚入秋，颜磊穿着一件薄毛衣，被我猛的一拉给拽烂了。完了以后，他衣服呼扇着又回到酒桌前，坐下继续喝酒，不一会又吵起来了，这次椅子也被抄起来了，整个餐馆被砸得乱七八糟的，当时我们几个人里丰江舟最有钱，画廊老板嘛，他一直坐在椅子上不吱声，也没参与打架，不知低头自己想什么。最后联防来了，一看把人家大玻璃给砸了，两把椅子也碎了，赔钱呗，把饭钱结了，赔偿了损失，大家就郁闷的走了。那时候还都没有手机，家里装的是座机，到了两点多，颜磊突然打电话过来，说劲松骨头摔断了。原来他喝多了骑车回去，两个车把刮一块儿了，就摔在马路牙子上，正好锁骨碰在上面，撞断了。乐队计划从此搁浅，劲松在家养了半年。
A：您当时会弹吉他吗？
S：其实我当时也发现问题了，虽然要开始弄乐队了，但其实乐器一件都不会，然后拿了一把吉他回去练的时候，觉得一切从零开始，特别遥远。所以就有点儿犹豫了。找了一个弹吉他的哥们教我，从“爬格子”，练指法开始，可把我苦坏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会呀！后来就绝望了。倒是江舟，因为他也不画画，有大量的业余时间，他就不断丰富自己的音乐技巧，接触了很多乐手，写歌词，让乐手实施，告诉他们怎样进唱，在第几拍数进唱，中间再空多少个小节，再进唱，然后主歌、副歌……逐渐就上道儿了。其实很多乐手可能技术很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朋克音乐，什么是流行，什么是节奏布鲁斯，什么是迷幻。丰江舟这些都很懂，去采他们的小样，做第一首歌，还拍了MTV，效果不错，后来开始在酒吧演出，每次都有两首歌。
A：那是哪一年？
S：九四和九五年的时候。
A：现在还听朋克那些类型的音乐吗？
S：很少听了，现在主要听爵士。
A：平时画画的时候，都听爵士？
S：很少专门去听音乐，受不了。
A：喜欢画画时比较安静？
S：也就听听收音机。我那个iPod里面存了三千首歌，每次都只能听到前两百首（笑）。听多了就烦了，后来干脆听收音机，收音机有几个台，一是音乐台，一是国际台，一是文艺台。听听郭德纲，听听评书和故事都挺好的。
A：您一般是晚上工作，上午睡觉？
S：对，睡到差不多中午吧。一般夜里十二点多、一点多就收工了，然后上一会儿网，两三点钟睡觉，还是比较规律的。别人问我每天有多少时间在画画，我说平均每天半小时（笑）。
A：怎么这么短？
S：你想啊，有的时候半个月不画，有的时候一画画十几个小时，平均下来不就是每天半小时吗？没感觉的时候画画是一种折磨。
A：第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
S：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出境。九五年的时候去香港。到那儿就傻了，总感觉北京已经算很发达的了，到香港一看，原来北京还是挺土的。站在街上警察直奔我过来，查身份证。现在去香港已经看不出来了，除非你说话，人家还知道你是内地的，但当时特明显，一看就是大陆来的。
A：您九六、九七年画了很多香港题材的作品，大都是市井的景象，是不是跟去香港的经历有关？
S：肯定有关系，因为反差特别大。其实九五年的时候，我们虽然卖了一些作品，但是对钱的概念还是不一样，那时工资也就一两百块钱，你的消费观念也还是工资水平的。我当时坐出租车，从中环的某个地方打车到画廊，一共一百多港币，都懵了，看着出租车跳表，自己也心惊肉跳的(笑)。
A：现在好象也差不多。
S：主要大陆发展太快了，反倒感觉香港变化不大，后来再去香港，就觉得还是挺便宜的。
A：第一次去欧美，是什么地方？
S：其实很早就有机会去，但是阴差阳错的没去成。九九年的时候去了趟美国，去旧金山和纽约。到了美国反而觉得没那么大反差，没有香港冲击大。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在旧金山，离MOMA很近。旧金山满大街人很少，吃饭也不方便，每个人都开车出去，打出租也打不着，语言也不通，特别难受，感觉还是在北京舒服。有几个朋友在旧金山生活，有写小说的，有画画的，在那儿住了一个礼拜，见了几个人，去MOMA转了转。然后又到纽约，住在一个华人社区。
再后来，去欧洲就是去希腊了。前年吧，希腊回来以后，金融危机就爆发了，恶梦就来了，一大瓢冷水。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悲哀当中。我还好，后来我想幸亏自己当初没有太铺张，能得过且过就行。很多人花钱买大房子，装修工作室，买特豪华的车，使劲折腾，经济危机一来就明显赶到吃力了。加上强制拆迁什么的，折腾的真够呛。其实也有艺术家的问题，像最早纽约的艺术区在SOHO，后来也是往边缘走嘛，没办法。这个东西还是两头来说，而且很多艺术家没有这种意识，就觉得跟开发商签了合同肯定没问题了，但在国家政策面前那些都是不靠谱的。
A：但你的工作室远离那些是非之地，还是比较安全的。你在工作室里摆的这个石膏像，是给孩子学画用的吗？
S：是的，我女儿也喜欢画画。
A：她多大了？
S：12岁。我让她每个周末来画，也不着急，不到考学的年龄，先把文化课弄好，慢慢学吧。有这么个环境很重要。我女儿很棒的，我感觉她将来应该是往动漫方面发展。
A：喜欢卡通？
S：她已经自编自画了七八本漫画书了，叫《家有猫狗》，与宠物有关的故事，很有想象力。
A：她现在上初中？
S：今年该上初中了，现在是小学六年级。
A：夫人也是艺术圈的？
S：她现在是北青报的一个美编，我大学同学。
A：您早期的画里好像有她的形象。
S：对，“小哈”就是她（笑）。因为她是哈尔滨人，当初是染织系的。他们染织系有三个哈尔滨的女孩，分大中小号 — “大哈”、“中哈”和“小哈”（笑）。我很感谢“小哈”，她给我的艺术很多默默地支持。
宋永红的画架
